| 一提起曹汝霖，我們馬上想起“賣國賊”這三個字。老記者徐鑄成在其《舊聞雜憶》中曾提及，在其老家江蘇宜興小城市，五四時期曾貼滿花花綠綠的大標語，諸如“誓死抵制日貨”、“反對二十一條”、“打倒曹章王陸四大賣國賊”等等。徐鑄成還說，“群眾確實是實事求是”，因為這裡面“王”所指的王正廷“親日有名，賣國尚無實據”，而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則畢生被戴上“賣國賊”的大帽子。 筆者之所以關注曹汝霖，並不全然是因為曹的政治結論，更多是因為曹汝霖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法律人。不才並不認為法律人就一定是高大全的形象，但亦不敢坐看法政前人蒙受過分的不白之冤，隻好檢索資料堆砌成文，權且為曹汝霖說幾句公道話。 曹汝霖字潤田，1876年生於上海，1966年逝世於美國。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制造局任職。曹汝霖18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1901年，曹汝霖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1902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1904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先和范源廉在東京開設“法政速成班”。不久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並兼任商律館編纂。1905年清廷考試留學歸來學生，曹汝霖考試合格並被授予進士，成為當時有名的洋翰林。大概在1907年前後，曹汝霖經徐世昌的保薦，獲得兩宮召見，授以四品參議候補。此後一直到1919年，曹汝霖都官運亨通，極一時之盛。 曹汝霖參與處理對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臣奕?、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事，而曹汝霖和唐紹儀等當時都是袁世凱的助手。這次談判的結果是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按照張學繼先生在《袁世凱幕府》中的可笑的說法，“曹汝霖一出山做事，就參與了賣國的勾當”。 與此東三省事宜有關，大致到了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務部特派，前往東三省實地考察，腳步踏遍除了被日本佔據的南滿“關東州”之外的東三省各要津。曹汝霖考察後發現，日本逾越條約事很多，比如日本人在鴨綠江的伐木權，按條約規定以三十裡為限度，而實際上日本人已進展至五十裡處﹔並在鴨綠江上建筑鐵橋，為修筑安奉鐵路打下基礎，對於清政府的抗議絲毫不理。曹汝霖在東北期間，會晤了時任濱江道尹的施肇基，得知俄國在東北的擴張實況，市面上充斥俄貨。基於對日本、俄國禍華後果的得失權衡，曹汝霖回京後呈遞說帖，建議清政府以小妥協換取大整頓，適當滿足日本要求，如將鴨綠江的伐木權擴張到五十公裡處，早日了結此多年懸案，“日本也許感我好意，將來不至處處與我為難”，而我們則趁此安穩環境趕緊整理東三省內政。曹汝霖提出了諸多具體可行的建議，如練新軍、分縣區以便治理、屯田寓兵於農、開設學堂、興工業、練警察、開公路等等。這些建議未獲清政府採納。我們素有弱國無外交之說，而外交本身又是妥協之藝術，曹汝霖此建議，客觀說來可圈可點之處甚多，清政府置若罔聞著實可惜。 此次考察回京途中曹汝霖獲得清政府提拔。日本方面見此外交界新秀冉冉升起，對曹汝霖極盡拉攏之能事，曹汝霖親日之說逐漸不脛而走。 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後，委任曹汝霖為“顧問”，屢次約曹至總統府談話，並於不久後委任曹汝霖為外交部次長。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袁世凱政府不能同意，又不敢不同意，著實不安。曹汝霖參與有關“二十一條”之談判，功勞苦勞一肩挑，在其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交涉事宜：“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陸征祥別號）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總統又隨時指示，余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餐，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對於袁世凱稱帝行為，曹汝霖持反對態度。袁世凱為保密計，不通過外務部而召見英國駐華大使朱爾典。作為袁世凱的好朋友，朱爾典在沒有英國政府指令的情況下，率爾對稱帝行為表示支持，堅定了袁世凱稱帝決心。有次曹汝霖前往總統府，正好袁世凱召見朱爾典，當時總統府副禮官蔡廷干將朱爾典勸進之言和盤告曹。嗣後稱帝失敗，朱爾典竟宣稱袁世凱不聽他的規勸，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中以“英使勸進誤盡了項城”一節詳細記錄其事。 1919年巴黎和會失敗，曹汝霖等親日派外交人士成為重矢之的，被五四游行中群情激憤的學生痛毆。此後曹汝霖等遞交辭呈。起初徐世昌大總統對於辭呈不予批准，對曹汝霖積極慰勉。學生運動一發不可收拾，迫於壓力，徐世昌不得不於6月11日將曹汝霖等免職，並令其搬家以保障安全。曹汝霖被免職後，段祺瑞前來慰問，說：“這次的事，他們本對我，竟連累了你們，我很不安”。在其回憶錄中曹汝霖坦陳，“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汝霖被免職後避居天津，不再與聞政治。但曹汝霖的名聲已一片狼藉，徐鑄成先生言其在天津時，曹汝霖之子在南開上學，“課堂裡坐的是獨桌，因為沒有一個同學肯同他並坐，下了課，也沒人理他。” 1937年國難日重之際，蔣介石召集廬山談話，曹汝霖亦被邀並前往共商救國大計。徐鑄成就此認定，“聽說，在華北淪陷後，蔣介石曾利用過曹汝霖，叫他‘曲線救國’，打入‘臨時政府’當一名‘最高顧問’，一面要他遞送情報。”不管此事真假，的確抗戰勝利後曹汝霖先被短暫囚禁，後蔣介石手令戴笠，“潤田先生有功黨國，望即釋放，優待”，曹汝霖即被無罪釋放，1949年後先去香港、日本，後終老美國。 對於曹汝霖給予同情之理解的評價，來自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憶錄日譯本序言中指出，“但他的親日，絕非是盲目的，而是基於一種堅強的信念，認為中日兩國，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東亞和平。”遺憾的是，這些持平之論畢竟無法為在中國臭名遠揚的曹汝霖恢復名譽，一代法科出身的外交家就此留名青史，不亦悲乎？ 2007年5月29日凌晨於昌平軍都山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