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戒》是張愛玲最適宜拍成電影的作品，李安選對了，但他隻是狐狸而非刺?。 你不得不佩服李安--除了他，還有誰可以將早已被正式納入典范(canonize)的張愛玲作品拍成一出充滿性與暴力的電影，而能得到本地文化菁英眾口一詞的激賞？然而天生好辯的我還是要在這裡抬一抬杠：《色，戒》証明了李安畢竟隻是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所謂的狐狸而非刺?│他所知之事甚多，但對於至為重要的一事卻全無所知(He knows many things, but not the one big thing)。 先說他所知之事。李安在改編《色，戒》成為電影的過程中，做對了很多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選擇了《色，戒》作為改編的對象。《色，戒》是張愛玲最適宜於拍成電影(most filmable)的作品，這部張愛玲經營多年但完稿後隻有一萬二千字的小說，就像它的主角王佳芝的生命和身體一樣，一直等待著別人的填滿和充實。這是因為它有著張愛玲小說前所未有的一種“客觀性”(objectivity)。 張愛玲的作品歷久彌新，她的作者地位無可取代，因為她將她的強烈個性、洞見與偏見，通通灌注於小說的字裡行間。誠然，張愛玲從來不是個客觀的記錄者或敘述者，而是個極度主觀的詮釋者。在她最好的幾部短篇小說中，幾乎沒有可以離開詮釋還可以在原地站立的現實。在最極端的例子《傾城之戀》裡，“一個大都市（香港）傾覆了”和“成千上萬的人死去”，不過是為了成全主角白流蘇離了婚再嫁的“驚人成就”。這種處處用主觀來詮釋客觀的筆觸有時無疑是瑣細化（trivialize）了歷史，但在更多的時候，它呈現出一種俯瞰的智慧，流露了張愛玲對生命那種悲涼、近乎宗教性的觀察。《金鎖記》有一段寫女主角長安與初戀情人分手，“沒有話”是小說中客觀的現實，但緊隨其後的主觀詮釋│“不多的一點回憶，將來是要裝在水晶瓶裡雙手捧著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後的愛??卻真的一語道破，令人刻骨銘心。 然而這種無處不在的主觀性，卻也保証了改編張愛玲最好的作品，不管是透過電影、電視還是舞台劇，幾乎可以肯定是自取其辱。在文字被轉化為聲音與影像的過程中，作者的主觀性將無可避免地被淡化和稀釋，甚至刪去﹔而任何隻有“張愛玲的客觀”，沒有“張愛玲的主觀”的改編都不可能是成功之作。導演可以費盡心機去拍張愛玲寫的情節、景致和對話，問題是這些情節、景致和對話隻會經過張愛玲的主觀詮釋才會有深意和靈魂。 《色，戒》是個罕有的例外。張愛玲在一九五零年間開始寫這個她口中的“小故事”時不過是三十來歲，但早已過了她創作力最旺盛、天才閃耀得最燦爛的階段。張愛玲迷初讀《色，戒》總是若有所失，因為它沒有了張愛玲的簽名式樣(signature)│她用來詮釋世界、體驗世界和與世界互動的主觀性。小說有一段寫佳芝心裡盤算著她與她要暗殺的特務頭子易先生的關系，竟然一口氣用上了兩句英文諺語（“權勢是一種春藥”和“到男人心裡去的路通過胃”）和兩句前賢說過的俏皮話(“到女人心裡去的路通過陰道”和“隻有一隻茶壺幾隻茶杯，哪有一隻茶壺一隻茶杯的”)。先不說以佳芝的背景和教育程度在危急關頭想到這些話是否合情合理，你何時見過小說家張愛玲如此不顧身份地拾人牙慧？ 佳芝為何豁出了身體 然而《色，戒》有幾樣東西卻是張愛玲其他寫得更好的小說所無的，包括可以在改編過程中輕易轉化為商業元素的刺殺、色誘和通奸情節，以及最重要的戲劇性和懸念。小說的戲劇性和懸念在於：為什麼一介女流的大學生王佳芝為了暗殺易先生而願意像妓女一樣將自己的身體豁出去，而又在最關鍵的一刻放過易先生，不單使暗殺的計劃功虧一簣，更使自己遭到殺身之禍？ 作為導演，李安可以說是將小說《色，戒》的“潛伏電影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加插了一段原著沒有的、拍得極為真實而鮮血四濺的徒手搏斗。當然，更有生意眼的是幾場繪影繪聲、纖毫畢現的做愛戲。不過，李安花了最大力氣做的，是企圖解開“王佳芝之謎”﹔而他提供的解釋亦成為了評價《色，戒》這部電影以及李安是否讀懂了張愛玲的最終憑據。■ （談《色，戒》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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