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赵钱孙李 - 木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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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赵钱孙李

作者: 邱贵平 | 类别: 性爱 | 内容: 性爱文学 | 文型: 小说 | 评论: 投票

　　赵　　赵是福州籍女知青。　　赵太漂亮了，漂亮得我们都以为她是下凡下错地方的仙女，漂亮得每周至少要打一次老婆的队长都忍不住怜香惜玉：这么水嫩的女娃娃，怎么经得起风吹雨淋太阳晒泥水浸？还是给娃娃们当老师吧。　　于是，赵就成了我们的老师。　　在此之前，村里没有学校，如果想上学，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十里外的大队中心小学就读，早出晚归，中午自带饭菜。由于条件太艰苦，不少孩子都放弃了读书，即使读，也要等到八、九岁才启蒙，太小脚力不行。　　学校设在祠堂里。　　祠堂是村里最大最古老最阴森的建筑。和大多祠堂一样，我们村的祠堂也闹鬼，闹各种各样的鬼，最可怕的是一种叫着“压人的东西”的鬼。“压人的东西” 来无影去无踪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压在身上，想动动不了，想喊喊不出，一直压到夜半鸡叫时分。　　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谁胆敢在孤立村头的祠堂里过夜。从今以后，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却要天天独自在祠堂里过夜，这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那时候，农村缺衣少吃，唯一不缺的就是人口，我们那又老又破的房子拥挤不堪，许多孩子都十岁了，还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有些孩子多的家庭，一张床至少睡四个人，拥挤得跟春运期间的火车似的，为了抢占一席之地，兄弟反目姐妹成仇。我们也想把赵请到家里住，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腾不出地方。　　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赵面前闭口不谈鬼。赵似乎意识到祠堂的恐怖气氛，入住当晚，企图用四粒香喷喷甜蜜蜜的水果糖贿赂两位大龄女生，请她们陪她过夜，两位女生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当场答应了，夜晚来临的时候，她们却当了可耻的逃兵。　　那个晚上，好多人尤其女人孩子都没睡好，他们都在担心赵。　　不知道赵那晚是怎么度过的，反正第二天早上赵看上去挺正常，但是赵一开口，就不正常了，她的嗓子哑了。昨天还银铃一般，怎么过了一个晚上就破锣似的？是不是遇到鬼了？赵说鬼倒是没有碰到，因为害怕，她唱了大半夜的歌。　　队长听说了，心里很过意不去，命令老婆当晚陪赵睡觉。队长老婆很害怕，想违抗命令，队长火了，踢了她一脚，骂道，就你这长相，不是你怕鬼，而是鬼怕你，你一去，“压人的东西”就吓得屁滚尿流了。　　队长老婆没把“压人的东西”吓跑，却吓倒了赵。　　队长老婆长得丑也就罢了，要命是她身上太脏太臭，三米之外就能散发出浓重的、类似臭豆腐的臭味。我想赵宁愿被“压人的东西”蹂躏，也不愿和她同床共枕。赵婉言谢绝了队长的好意，队长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勉强了。不过，队长还是不放心，自作主张把自家的没有盖子的大尿桶拎了一只到赵房间，对赵说，鬼讲卫生，见了尿桶就不敢进门了。　　赵并不领情，队长一走，她就叫男生抬走了。　　不知道第二天晚上赵是怎么过的，反正第三天早上赵看上去也挺正常的，但是当赵站到黑板写字的时候，就不正常了，她的胳膊根本抬不起来。昨晚她敲了大半夜的牙缸，把胳膊敲酸了。　　从第三天晚上开始，女生们终于良知发现，主动提出陪赵睡觉，既然赵安然无恙，说明“压人的东西”只是个传说，根本没那回事。事实胜于雄辩，赵一连两个晚上平安无事说明了这一点。　　从那以后，不仅学生，村里未嫁的姑娘们都争先恐后排着队陪赵睡觉，不仅因为赵的身上和被子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更因为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小礼物。每次假期结束从梦一般遥远的福州回村，赵都会带些发卡头巾之类的小礼物送给她们。到了后来，即使没有礼物，她们也乐意免费陪睡，因为她们觉得，跟赵睡觉真是做人的一种享受。　　赵好像有吃不完的水果糖，男生只有表现突出的时候才能享受到。每当谁有进步时，赵就会魔术般从手里变出一粒水果糖，当着大家的面，剥开糖衣，亲自把裸糖塞进他嘴里（糖衣当然也归他所有），这时候，我们的喉咙就集体发出阵阵咽口水的声音。在水果糖的诱惑下，我们不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且越来越文明礼貌讲究卫生。　　在赵的严格管理下，祠堂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大会堂般整洁。在我们看来，世界上最整洁的地方就是人民大会堂。次年暑假，赵特意从福州带来十块明瓦，请队长安放在屋顶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各安放两块，这么一来，祠堂不仅像人民大会堂那么整洁，而且像人民大会堂那么明亮了。山里的阳光是纯净的，可我觉得，从明瓦透下的那束阳光才是世界上最纯净的阳光，祠堂外的阳光只能照亮我的身，而祠堂内这束从明瓦透下的阳光却照亮了我的心。有一天，讲课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赵的脸上，给她化了一层神奇的五颜六色的淡妆，使她美丽生动的脸庞更加生动美丽，尤其樱桃小嘴上那层层薄薄细细的绒毛，仿佛被阳光激活，跳起迷人的舞蹈，看得我如痴如醉。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赵，总是首先想起她嘴上的绒毛，然后再依次想起她的音容笑貌。　　三年后一个头发都感觉冷的寒夜，一吃过晚饭，队长老婆突然来到祠堂（这时陪睡的女生或姑娘们还没有来），对赵说，她们都说你身上比香皂还香，今晚我陪你睡一觉，看看你有多香。说完，也不管赵同意不同意，就宽衣解带上了她的床。　　床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仿佛在抗议队长老婆肮脏而雍肿的身体。　　不知道赵那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反正队长回来之后（队长去公社开劳模表彰大会去了，必须在公社住一夜，如果队长在家，她是绝对不敢在外面过夜的），赵就泪如雨下地向队长告状，结果队长把老婆脱光衣服打了个半死。　　不久，赵就回城了，分别那天，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难舍难分，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若干年后，我从父亲口中得知，赵向队长告状的时候说队长老婆强奸了她。父亲说，女人强奸女人，打死我也不相信，队长老婆一定是对赵怀恨在心，故意以睡觉的方式和她过意不去，跟那样的女人同床而眠，也就被“压人的东西”压着差不多。　　队长老婆为什么对赵怀恨在心？据说是出于嫉妒。队长对她非打即骂，十足的暴君，对赵却言听计从，尽管她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却始终认为队长和赵有一腿。　　当过兵的队长是个美男子，至少在我们村里是个美男子。　　钱　　赵走后，外村一位又红又专的高中生接过她的教鞭，不过我还是得到中心小心去读书，因为我读四年级了，完小只开设一、二、三年级。　　钱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钱是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闽清人，闽清属福州管辖，距福州不到50公里。　　钱本来是个劳动知青，但是他对劳动根本不在行不感兴趣，不是他把家具弄坏，就是家具把他弄伤，还经常把农田里资本主义的草当作社会主义的苗保留下来，将社会主义的草视为资本主义的苗锄掉。　　钱对捉贼最感兴趣。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深更半夜的经常有人到地里掐地瓜秧。队长对这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一天，钱自告奋勇找到队长，说他有办法。队长一看到他就来气，说你连草和苗都分不清楚，能有什么好主意？别给老子添乱。钱递上两支当时最流行最高级的 “大前门”香烟，点头哈腰道，队长，您别门缝里瞧人，您试试就知道管不管用了。看在两支“大前门”的份上，队长洗耳恭听了他的妙计，听罢，队长跳了起来，朝他胸口狠狠擂了一拳，狗操的，看不出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队长的拳头比牛蹄还大，这一拳擂在钱身上，居然纹丝不动。队长围着他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嘴里啧啧称奇，小子，听说你有功夫，老子以为你吹牛，看来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是队长对别人的最高评价，他一连对钱说了两句“真有两下子”，说明他对钱开始刮目相看并高度重视了。　　钱的妙计是：待全村人睡下后，往每户人家的前后门（农村的房子均为木质结构，前后各开一扇大门，这两扇门是惟一的出入口）上缠上一根女人的长头发，早上一早再来检查，如果头发断了，说明这家人夜里有出门；完好无损，则说明这家人没有出门。农民早睡早起，深更半夜出门，肯定是偷地瓜秧去了。　　果然管用，从那以后，队长每回都能准确地揪出“贼”来。钱这个锦囊妙计经队长向大队书记汇报后，在全大队推广。作为奖赏，大队书记把赵调入中心小学教书。钱成了名符其实的知识青年。　　钱很高，站在黑板前比黑板高，这个高度自少在1米90以上，在身高普遍偏矮的农村，钱无疑是个巨人。钱在当劳动知青的时候，好吃懒做磨洋工。毛主席说青年（当然包括知青）是八、九钟的太阳，钱这个八、九钟的太阳每天都要八、九点钟太阳晒屁股的时候才起床，然后鞋儿破，帽儿破，农具破地下田，在田里装模作样糊弄几下就躲到一旁抽烟去了。由于他经常孝敬“大前门”，队长自然对他睁一只眼闭眼，反正他拿的是半劳力工分。　　当上老师后，钱换了一个人似的，早睡早起，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坚持不懈地晨跑，沿着马路，一跑就是20里，这哪里是锻炼身体，简直是摧残身体。大家都以为他神经有毛病。　　钱练长跑其实是有目的的。大队附近村庄有个外号叫“草根须”的，因为盗卖生产队的耕牛（这在当时可是大案要案），案发后畏罪潜逃，但每年都会回家一到两趟，当然都是在夜晚。“草根须”的老婆是方圆十几里的头号美人，尽管他常年在外流浪，谁也不敢动他老婆，大队书记也不敢。“草根须”每次回家，都要在自家门板上写下一行内容相同的粉笔大字（时间长了，字迹难免模糊）：谁动我老婆，老子就叫他全家灭亡血流成河！！！　　“草根须”有武功，尤其擅长轻功，来无影去无踪，抓捕极为困难，故有此称。每当获悉“草根须”回家的小道消息，民兵营长就带领民兵在他家附近布下天罗地网，可每次不是等空就是漏网，为此，大队书记没少挨上级批评。书记调钱入中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让钱协助抓捕“草根须”。　　调入中小不久，钱就差一点抓住“草根须”，就身手而言，“草根须”根本不是钱对手，但“草根须”的腿上功夫比他好，耐力也比他好，钱追了一千多米就倒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因为这个，钱才练习长跑。不到半年时间，他的平均速度就超过了手扶拖拉机。一年后，当“草根须”再次潜回家与老婆寻欢作乐时，钱故意打草惊蛇，等他跑出一定距离后才拔足狂追，不到10分钟就追上了。　　“草根须”对钱说，我和你前世无冤今生无仇，你一个外江佬，为什么要和老子过不去。钱正气凛然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与人民为敌，谁就是我的敌人，你盗卖生产队的耕牛，破坏革命生产，罪大恶极，我当然要管。 “草根须”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今晚栽在你手里，老子认了。不过，只要老子能活着出来，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钱无所畏惧，你要实行报复，危险的不是我，而是你，我劝你还是尽早放弃这个念头悬崖勒马，到监狱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否则死路一条。　　然而，没等“草根须”出狱，钱就死了。钱是被“草根须”的儿子杀死的。当时钱正趴在“草根须”老婆身上忘我地耕耘，观察他已久的凶手乘他不备，在他腰间狠狠捅了一刀，那是把杀猪刀，也不知他哪来的力气，居然把整个刀刃都插进他腰里。　　“草根须”的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自然也就是钱的学生。钱死后，我们都很伤心，因为钱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他从来不摆老师架子，一下课就和我们打成一片。他最喜欢用一根扁担长的圆竹，挑着四个甚至六个学生在操场上健步如飞，这当然也是我们最喜欢的。　　孙　　孙是我初中二、三年级的数学老师。　　孙的身材挺标准，但由于长着一张瓦片脸，形象便显得不够光辉，岂止不够光辉，简直难看。因为他这张瓦片脸还雪上加霜长着一对金鱼眼和一张幅员阔的大嘴，眼珠弹珠般凸出眼眶，两片嘴唇则厚实得像肥肉型猪肉，牙齿稀疏得可以穿针引线。尽管每天早上都洗脸，可过不了多久，他的眼角和嘴角就情不自禁地溢出白色的眼屎和泡沫，激动的时候，眼屎和泡沫就更加丰富。　　人不可貌相，我们非但不反感，反而非常热爱甚至崇拜孙。从小学到大学，孙一直都是尖子生，数学成绩尤其突出，从来没有考过95分以下。毕业后，大学母校本来要他留校执教的，他却主动回到中学母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孙教学确实有一套,他把数学当作游戏来教，寓教于乐，无疑增添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在此之前，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徘徊在20分以下，四年级本来要留级的，钱看我字写得好，就让我升了五年级。因为这一点，我对钱记忆尤深。考中学的时候，瞎猫碰到死耗子，高分数的应用题居然正好是我临考前死记硬背过的，否则只好留级了。我最讨厌的食品是腐乳，如果让我就着腐乳下饭，我宁愿绝食。数学对我而言，就好比就着腐乳下饭。自从孙当任数学老师以来，我突然发现数学不是腐乳而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一不小心就吃上了瘾。我的数学成绩由全班倒数第三跃居前三名并当上了数学课代表，简直是个奇迹。连我这样的落后分子都能够异军突起，其他同学就更不必说了。　　但孙最让我们佩服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钻研精神。除了授课，孙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上。陈景润为了攻克歌德巴赫猜想，演算的草稿多得用麻袋装，我不知陈景润的草稿到底装了几麻袋，但孙的草稿我是见识过的，作为课代表，我得以经常出入他房间。他的草稿全部扎堆整整齐齐在床铺底下，我毕业的时候，已经堆满了大半个床底。孙睡的是办公床，床板距地面足有 2尺高，虽然是单人床，床板的宽度也达到了1米20，这么大的空间堆满了大半草稿，至少有4麻袋吧。　　当时孙对歌德巴赫猜想的钻研纯粹出于业余爱好，若干年后，他却走火入魔越来越影响影响正业了。校领导劝阻无效后，取消了他的数学教学资格，让他去教生物。孙巴不得如此，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更充足了。每到寒暑假，他就自费到全国各地与歌德巴赫猜想迷们见面交流，甚至还亲自到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送他的证明材料。一位处长会晤时语重心长地劝导他，凭他目前的学历和水平，要想证明歌德巴赫猜想无异于拿豆腐做的斧头砍木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孙听了非常气愤，慷慨激昂：告诉你，豆腐做的斧头绝对有可能拿来砍柴，甚至可以拿来砸你脑袋一个大窟窿。很简单，结了冰就行。我问你，常温下的水，可不可以切割钢铁呢？你肯定说不可以吧？错了，有种机器就是用高速射出的水流来切割钢铁的。博士有什么了不起？你拿了博士学位，脑子照样不开窍。陈景润算1加2时，不也是民间数学家，不也没有拿过什么博士学位吗？你不要狗眼看人低…… 　　孙越说越慷慨，越说越激昂，仿佛置身于世界顶尖的数学论坛，眼角和嘴角的泡沫层出不穷。　　一开始，处长还是把他当作正常人看待的，孙一演讲，在他眼里就变得不正常了，通知保安把孙轰了出去。　　孙却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民间数学家队伍中的风流人物。　　2000年的3月中旬，英国费伯出版社和美国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宣布了一条消息，如果谁能在两年内把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提交给一个权威的数学杂志，并在四年内发表，当然还得邀请一批世界知名数学家来判定它是正确的，那么就将100万美元的奖金颁给他。当孙获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已经沦为学校的门卫，贫困交加。　　这一消息无疑给他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仿佛那一百万美元必将归他所有。孙这么高兴是有依据的，早在两年前，他的多达500页重达两斤的学术论文获得了省版权局版权登记证书，只是因为筹措不到资金，迟迟不能出版。　　当务之急是出版或者发表《利用算术基因链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定律》，某省的一家数学杂志已经答应给他发表，但要收取一万元的发表费用。为了这一万元，孙多次理直气壮找学校长借钱，开始校长还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教书（这时他已经被贬为生物老师），孙却屡教不改，当他第十二次借钱时，校长火了，把他贬为卫门，如果再犯，就开除他。孙虽然不怕当卫门，但开除还是怕的，再也不敢找校长借钱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夫，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如果失去工作，众叛亲离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就会饿死，人之不存，如何承担大任？　　也许是这即将到手的100万美元巨款给他壮了胆，这一次，孙不仅找校长，还找书记、教导主任和全体老师游说，说得满眼满嘴都是泡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今天谁借他一滴水，两年之后他将还他一条河一座水库，只要学校借给他一万元，届时他将还给学校10万美元，并额外捐赠10万美元。如果个人借100元，到时他将偿还100美元，以此类推，借1千元偿还1千美元。　　结果，只有一个新分配来的女老师，出于深刻的怜悯，借了他50元钱。　　滴酒不沾孙用这50元买来一瓶好酒和一些好菜，独自狂欢痛饮到半夜。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拉响起床铃，当校长怒气冲冲踢开房门，才发现他死了，一张脸几乎被泡沫所覆盖。　　李　　李是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　　李年轻的时候惹上了“鬼剃头”，头发一夜之间掉光，同时患有偏头疼，一颗光脑袋像初生婴儿般害怕着凉，除了最炎热三伏天，一年到头都戴着一顶帽子。　　李的下巴右侧长着一颗黄豆大的黑痣，黑痣上长着数根枯黄的杂毛。用右手的拇指和小指梳理那几根杂毛，是他习惯性动作。或许是为了便于梳理，那两片又黄又长的指甲，看上去像动物趾甲一般尖利。李在梳理那几根杂毛的时候，动作十分缓慢优雅，好似鸟类在梳理自己的羽毛，当然，作为知识分子，他这个动作显得很深沉很学究。　　李还有一手绝活，谁上课做小动手讲话，就用粉笔头扔他（她），基本上百发百中。李从来不打骂学生，扔粉笔头是他惟一的暴力，对于这种温柔的暴力，我们并不反感。一般情况下，他先扔你身上，算是鸣枪警告，警告无效，就朝你头上扔，被扔过的同学都认为李有内功，不然小小的粉笔头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痛得他们直想嚎叫。　　其实，李上课时的课堂纪律是全校最好的，这与他的粉笔头没有任何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课讲得好。不高明的语文老师，总是把课讲得像领导讲话一样枯燥乏味；高明的语文老师，则把课讲得像评书一样悬念不断高潮迭起，李就有这样的本事，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讲话丰趣，连唾沫都充满幽默细胞，尤其当他心情好的时候。　　扔粉笔头的时候，意味着李不是心情不好就是头痛（经常头痛）；李的心情越不好头越痛，课就讲得不精彩；课讲得不精彩，做小动作讲话的学生就多；做小动作讲话的学生越多，李的心情就越不好头就越痛，扔出的粉笔头就越多力度就越大…… 　　李共有三个孩子，妻子是农民，身体不好，家庭负担很重。李家距学校有十里地，每到农忙季节，他每天都要骑车往返于教室和田野之间，一边教书一边务农。那是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两个脚踏板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两根被磨擦得越来越细的踏轴。不知是为了赶时间还是节省鞋子，李总是赤着脚骑车，赤着脚无声无息地准时走进教室，有时脚上还沾着泥巴。常年与泥土的亲密接触，使得泥土的分子已经渗入皮肤组织，李的脚板不仅像土地一样厚实，还像泥土一样乌黑。　　李曾被评为省级优秀老师，作文教学尤其出色，对我这个作文尖子，他自然是喜爱有加，经常“命令”我到他宿舍改善生活。我是寄宿生，家在学校30里外的偏僻山村，一星期回家一次。李其实也没什么好菜，但至少是热菜和新鲜菜，对于像我这样冬天吃冷菜夏天吃馊菜的寄宿生来说，热菜和新鲜菜就是山珍海味。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荣誉，成绩不好调皮捣蛋的学生，是享受不到的。　　兄弟学校之间经常组织老师以观摩听课的方式互相交流，作为省级优秀老师，李是我们学校惟一具备交流资格的语文老师。每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李的穿着就特别整洁，帽子戴得尤其端正。　　李每次都讲方纪的《挥手之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篇课文，也是他讲得最好的一篇课文，尤其讲到下面这段经典时，他的声音就变得凝重缓慢铿锵起来，仿佛拖着镣铐跳舞的勇士，置身于历史洪流之中：　　“主席伟岸的身形，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目光地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慢慢的举起，举起，然后有力地一挥，停止在空中……” 　　与此同时，他也情不自禁地脱下帽子，像伟大领袖那样，慢慢地举起，举起，然后有力地一挥，停止在空中…… 　　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李微笑着朝听课的老师拱拱手，然后一脸得意地做起他的习惯动作。　　不知道其他同学有何感想，反正我每次听李讲《挥手之间》，都会热血沸腾，依稀仿佛之间，觉得他就是1945年8月28日上午延安东门外机场上，站在飞机舱口朝延安人民挥手的伟大领袖。直到现在，每当我回想起李当年讲课的情形，依然禁不住心潮澎湃。　　初三上学期的一天，李正在讲课，突然大叫头痛（以往头痛的时候从来不叫），汗如泉涌，没等我们反映过来，就倒在了讲台上。送县医院抢救后，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再不能上台讲课了，他患得是脑血栓，除了右手勉强能够活动，全身都瘫痪了，思维还算清晰，讲话很困难。　　我和两位同学代表全班去看望他的时候，依照他的请求，我含着热泪背诵了《挥手之间》，当我朗诵到那一经典段落时，李费力地脱下帽子，慢慢的举起，举起，然后有力地一挥，停止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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