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日本在美国大兵的刺刀下，按照美国占领军的要求对"国家"进行了全盘改造，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洗礼"和考验。日本的"国家再造"无疑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般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些让人至今都困惑不解的政治上的"疑点"与"难问"。人们不禁要问，被改造后的日本为什么变得如此古怪而又特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一、天皇退位？ 在二次大战的末期，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名叫埃德温莱顿的美国教授曾说过： "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 而在麦克阿瑟看来，日本天皇则"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如果对天皇进行惩罚，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占领当局为了利用天皇为其控制日本的战略服务，决定限制和保留天皇制。1945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共同拟定了《SWN55/3号文件》，决定先把天皇制和裕仁天皇个人分开，然后考虑新宪法问题。 1946年1月，在盟军总部导演下，裕仁天皇发表《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所谓"人的宣言"。在这份宣言中，裕仁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神权和日本民族负有统治全世界使命的神话，政教合一的国家神道宣告解体。《日本国宪法》也同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徵，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未赋予天皇"君主"的地位，天皇已无统治总揽权、军队统帅权、宣战媾和权、缔结条约权、任免官员权、批准或否定宪法权和单独命令发布权等，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天皇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力。这样，由"神"变为"人"的天皇便退出了权力中心，只是国家象徵而失去了所有的实权。 需要指出的是，天皇的退位带给日本政治的冲击是不容低估的。日本呈垂直状的社会结构，是靠天皇制这根擎天柱来支撑的，抽去了天皇制这根擎天巨柱（精神支柱，体制支柱等），社会大厦就会轰然倒下。麦克阿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未敢怠慢天皇，但又必须向日本的传统政治挑战，于是对日本天皇制进行一番独具匠心的处理和加工，幻想着能用美国式的民主方式来改造天皇制，使之能为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服务。美国采取了打蛇打七寸的手法，将天皇制保留下来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虚化"处理，从而切断了日本现代政治与古代传统的氏族政治之间的联姻，杜绝了传统对现代的侵蚀，从而杜绝了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未来的政治领域出现全面复辟和篡位的可能。这为改造日本政治和国民精神创造了条件。 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现代西方政治对日本传统政治的胜利，只是从表面上改造了日本，并没有涉及到其筋骨和肠胃。美国人高估了日本民族的精神年龄，以为日本民族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只要不断地向其国民灌输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就能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树立起现代政治理念。麦克阿瑟事后才明白日本人的实际精神年龄其实只有12岁。日本民族不具备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也不熟悉西方的那套话语体系，无法从心里接受那种抽象的政治安排，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是通过对作为氏族神的天皇的认同来实现的，脱离了天皇的政治认同，抽象的国家在日本人的心里就会失去亲近感和认同感，就会让日本人感到陌生和茫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失去了传统依托的国家，是毫无意义的，只是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而这样的神话与他们头脑中固有的一套关于"国体"的千古不变的思维模式，是根本冲突与不相融的。因此，在国家重建中，国家如若没有天皇这一最高首领的参与就会让日本人感到陌生和疏远。天皇是国家精神的支柱，一旦坍塌就很难再建立起一个能被日本人打心眼里真正认同的统一的现代国家观念。因此，当美国人抽去了日本人脑中关于国家观念的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天皇制，将广大国民的国体观念给架空和虚化之时，也是日本国民随着自己熟悉的一套传统话语体系的崩溃而一同纷纷远离那陌生的国家空壳之日。 这样，这种改造和"剥离"本身就成了一种只破不立或"形"破而"实"不立的简单的"外科手术"。由此而带来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即对日本国家的改造，不仅削弱了国家原有的基础，而且还导致了国家原有基础中大量有益的传统资源纷纷流失，导致了日本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决裂，和国民对现代政治的离经叛道。随着传统力量的全部"下野"，国家一下子变得乾瘪瘦弱了起来，成了一组干巴巴的数字符号和公式，失去了往日的丰满和魅力，再也激发不起日本民众对政治的兴趣，和对国家的依恋之情，对国家的所有期待和热望也都随着传统的消失而悄然地离去了。 国家的空洞化，导致了国家本身的日渐形骸化，只剩下一具空洞无物的外壳。"总之，在没有对如何使'自由''民主'等理念在日本得到消化，或者如何在使其本土化等方面进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这些概念就被奉为神灵，成了不属于人们议论的神圣的东西。为此，选举、国会等民主主义的部分几乎是无批判地在形式上被神圣化了，所谓国会至上主义、选举至上主义。"4"在'自由'与'民主'的概念未得到充分讨论和消化的情况下，就将其作为神圣的权威，被形式化、仪式化了，于是产生了可以称为是民主主义的形骸化的现象。战前的天皇制权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而在作为新的权威而被倡导的'自由''民主主义'这样的理念出现了形骸化的过程中，战后的日本逐渐地失去了权威。"5 不仅如此，而且麦克阿瑟试图削弱和架空天皇地位和作用的战略目的也没有达到。因为事实上，天皇在被贬黜的威胁面前从没有"怯懦"过，退让过，而是以一种让美国人所看不懂的方式，一种十分阴柔而巧妙的方法从另一个领域向美国发起了反击，并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巩固和扩大着自己的权力。如天皇裕仁在1946年元月一早宣布自己不是人间神仙而是人之后不久，就立刻开始利用自己的威望进行"万里长征大巡幸"，名为与民同甘共苦，实为一次麦克阿瑟所无法理解的战略大反击。从1946年2月19日这一天开始，天皇历时八年，行程3?3万里，足迹遍布除冲绳岛以外的所有46个都道府县。"天皇的巡幸，实际上也是在发动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民族主义凝聚力，由各地爆发出万人空巷的狂热场面可以看出，日本民族还没有成为'战俘'。这一态势引起了一些国家的警惕，在负责处理日本战后事务的远东委员会的讨论会上，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代表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担心天皇制有可能死灰复燃。"6天皇制正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着自己，再造着自己，巩固着自己在另一个领域的神圣的权威。 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政治生活方式，他们开始抛开国家或架空国家，以他们所习惯的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安排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虽然天皇成为仅具备象徵意义的国家元首，只是作为日本国家的连续性和日本民族、语言、文化方面高度统一性的象徵，但天皇在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方面的统一作用却不容忽视。象徵性天皇制在政治层面的淡出，是以在文化层面的被不断强化为转换前提的。天皇在世俗领地的缩小，与其在神的世界中的领地不断扩大是成正比的，因此从总量上看是不变的。 以天皇制为依托的国家主义精神从政治领域退隐后，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在文化领域内顽强地表现了出来，其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如右翼思潮，国体主义（即天皇主义）以及新民族主义等，而且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会依据时代主题的变换而有所侧重，改头换面地表述着相同的意志。这些"下野"的传统政治势力或集团力量以接近于歇斯底里的变态热情和忠诚捍卫着天皇制，以卫道士的责任感和殉道精神勇敢地守护着传统，守护着过去。而且它们还竭力为日本过去的错误历史竭力地辩解着，在失去国家机器保护的情况下，为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祭祀原则，甚至不惜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诉诸于暴力，采取黑社会惯用的暴力恐吓等手段来维护天皇的尊严，誓死捍卫着这一心目中的崇高政治偶像。日本社会所以到处充斥着暴力现象，这固然与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暴力有关，但同时也与"下野"后的日本的传统政治势力为维护天皇制而不惜诉诸民间暴力和弘杨暴力精神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象徵性天皇制的存在，客观上为这些维护传统的势力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这样，象徵性天皇制通过一番权力转移后，便在隐性的文化领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帝国，依靠或借助民间的自发力量、传统的习惯势力（惯行、偏见、规则、戒条、祖训、惩戒等），和甚至包括暴力团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团体势力来共同地捍卫着这一文化系统的权威性，牢牢地掌握着文化帝国的控制权，在精神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严密地控制和规定着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甚至是日常生活的起居习惯等等。天皇制思想对民间的影响通过民间的各种细微的管道得以完美的实现。 虽然在天皇制名义下存在着的强大的传统文化势力只具有"在野"的身份，但却能凭藉其所拥有的强大的"软权力"的独特优势来挑战"硬权力"──国家权力，并能从社会的深层面暗中规范和制约着现代国家权力体系的运作方向与复杂的程式，巩固着自己的文化地盘，捍卫着日本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并大大地削弱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力量，从精神和灵魂深处颠覆了美国试图强加给日本民族的所谓的美国精神和文化，将西方的"精神糟粕"从潜在的文化领域加以驱逐和剔除，化解了全面西化所必然出现的精神文化危机。 就这样，存在于天皇制名义下的强大的传统势力从战后一边倒的社会权力分配中，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一种美国人和西方人所不介意也看不懂的权力──软性的文化权力。这样，当天皇在政治领域失去了自己显赫的地位后，就又很快地在传统的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帝国，一个形弱而实强、外虚而内实的帝国，并确立起一套完整的维护自己的地位和优势的运作系统，确保了自己千年不变的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力，从灵魂和精神上继续着其对国民的驯化和控制。以至那些个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大小官僚们，在思想上也无不受天皇制思想的制约和控制，从而出现了"表面上披上了民主主义的外衣，但精神架构仍然是被君主制的意识形态洗礼的高级官僚在行使着日本的主权。"7这道十分奇异的风景线。 二、国家的幻灭 二战的失败，导致了近代国家神话在日本人心中的幻灭，国家也因此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信誉和威望，成了"恶"的代名词和历史的罪人。这一由西方发明的政治概念与政治组织形式因此而成了日本人怀疑和憎恨的对象，他们不再对国家保持忠诚，放弃了对国家的追随，失去了对国家的信念和热情。"脱国家主义"的情绪一时成为战后整个社会共同的总体政治意向和社会风潮。随着国家信誉的一夜扫地，人们不再视国家为神圣，而是将之视为战争的根源，视为将日本人民带入苦难深渊的"罪人"。对国家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进行批判、鞭挞之举也一时成为全民一致的激烈壮举和血泪控诉。 学术界也围绕着所谓的国家论展开了大讨论，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如田边元的《种的理论的实践的构造》、高坂正显的《政治概念的研究》、高山岩男《文化国家的理念》、铃木成高的《世界机构的要请》、以及森户辰男的《和平国家的建设》、《文化国家论》等等8。而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批判政治学也在此背景下迅速崛起，成为学术界执此之牛角的生力军。批判政治学派从现代西方政治学角度，大胆地对日本的国家主义精神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犀利的分析与无情的批判，不仅构成了五十年代日本政治学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丸山真男在1956年与1957年分别出版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上、下册）一书中，以战前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行为模式为对象，结合战后现实政治问题，对战前的国家结构及政治文化、特别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批判分析。认为虽然战后初期进行了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制订宪法等制度性改革，但尚未进行对支撑制度的"国民精神的真正变革"，国民仍未完全摆脱"超国家主义"的束缚，因此当务之急是对这个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乃至心理基础进行剖析。石田雄在《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1954年版）一书中批判地分析了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即所谓家族国家观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建立于其中的政治结构，指出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分别反映了明治国家的政治结构，即"上层的强力集团和基层的前近代村落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统一。"神岛二郎在《近代日本的经济结构》（1959年撰写，1961年版）一书中指出，促进日本近代化的是日本的前近代的"家族"意识，而且这种"家族"意识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为国家所代表，并在神道的推动下，热中于支持法西斯主义运动。9大熊信行的《国家恶──人类有未来吗？》，（1969年版）一书，则从西方政治学的法理角度，将国家视为一种"恶"，认为"在我的头脑中未必就一定出现天皇中心的国家，而是作为理想或规范的国家，进一步说作为道德本意上的国家。这是理念对我的支配，但现实中的国家则是一种恶，是难以让人忍受的，因此这只是假象。而这种假想的下面却隐含着国家的本质。"10并结合日本的现实对国家以及国家本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国家的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历史灾难，导致了日本民族在进入现代后，国家观念的幻灭和国家意识的淡薄，国家情感的萎缩，对国家认同的表面化与形式化。国家在日本民族心中的位置，受到了空前的削弱，面临着危机。这与战前高昂的国家意志与澎湃的爱国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国家重建或再造在美国人的刺刀下重新开始，因为失去了天皇的支持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了完整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则显得匮乏和单调，无法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国家的新形象，确立起一种全新的能取代前者的新的国家观念，而这种欠缺长期以来又一直困扰着日本的政治家，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天皇一退位，国民的国家意识就一下子沉寂了下去，对国家的热情就顿然消解，对国家的认同如冰消雪融般虚脱无力。国家越来越像一种摆设，一种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了。 于是，在战后日本的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国家与民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如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认为，要将爱国心转化为中国爱，将国家和民族分离开来，国家必须是为民族的理想服务的。11在一个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国度，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本来是高度重叠在一起的，但在日本却要被人为地分裂开来了。"谈论民族的时候，将民族作为实体，可以认为国家就是其外壳。取掉国家而大谈民族，就如同只要龟身而不要其壳一样，这种没有壳的乌龟有谁见过吗？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对日本人来说，是同一事物，具有比龟身和龟甲关系更密切的意义。"12但这种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日本还是照样发生了。在美国大兵的刺刀的威逼下，日本不得不接受改造，放弃了对国家至上主义的追求，但当它挥泪告别国家后，却转身投入到了民族主义的怀抱。这种将民族与国家进行政治上人为分离的结果是出现了"两张皮"，一张是国家，被抛给了美国大兵和遭遇战争苦难的广大的国民，结果是国家主义遭到了无情的唾弃和史无前例的批判，而另一张是民族，日本人则小心地将它收卷起来暗藏于怀中。被抛弃的，显然是属于外来的西方政治语汇，是虚，而留下的则多属本土固有的传统，是实。国家成了战争的替罪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声讨，而作为曾与国家结伴而行的民族主义则在抛弃了国家后与崇高无上的天皇携手结伴地悠然离去了，金蝉脱壳般地逃避了责任，逃避了惩罚。 从此，国家便在广大国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其严重程度可从新宪法公布后若干年的一次由某家日本传媒机构就战争与国家关系问题对日本青年所做的舆论调查中看出：在被问道："当外敌入侵国家时你准备怎么办"时，有1/3的人回答"坚决抵抗"，1/3的人回答"设法逃跑"，还有1/3的人回答"无条件投降"。13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已降到了何等低的水准，爱国之心几乎已汤然无存。 但国家与民族的一弱一强、一虚一实和在一定程度上的人为分离，并不意味着国家主义精神的消亡。不是的，它只是一种暂时的离去，国家主义精髓依然被完好无缺地保留在了民族主义的名下，为国家主义在未来的复活埋下了伏笔。一旦条件成熟，民族主义会再度地披上国家主义的战袍，让国家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其成为一个"正常"而又"普通"的民族国家。现在，当国家因战败而身名狼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恶"的时候，只能留下躯壳让美国人去践踏，让国人去泄愤，而其精神则化为了一屡青烟逃遁到了民族主义这一天然的"避风港"之中，融化到了家族、村落、地方团体、企业等各种地域部落和社会组织中去了。国家主义要借民族主义的多样性生存空间来栖息，要在那里舔血疗伤，颐养元气，然后再试图卷土重来。 三、半主权国家（semi─sovereignty） 二战后，西方处于建立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实际需要，强行赋予了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半主权国家（semi─sovereignty）的性质，即通过制订所谓的"和平宪法"将其定位在半主权与局部强国的特殊地位上。也就是说，"与现实主义的基本范式不同，以新面目出现的德日不再是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它们不再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冲突的传统基因，不再是旧式体系中争夺霸权的帝国主义强国。它们是'半主权'国家，虽然这种称呼不一定恰当，但它表达了德日新的角色和地位：它们一方面拥有法理上的主权，另一方面受到宪制对军事力量的有利约束，同时它们被纳入新的西方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制度，"14 正是在这种国际政治的宏观背景下，作为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才在面对如何改造日本时，萌发了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迫使日本放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将之改造成一个半主权的国家的念头。1946年2月2日，麦克阿瑟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权利的战争。日本放弃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战争以及作为保持自身安全手段的战争。""不准日本拥有任何陆海空军，不赋予日本军队以任何交战权。"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麦克阿瑟笔记"。15 早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前，美国国务院就开始着手讨论日本宪法的修改问题，并基本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雏形。1946年2月，占领军总司令部根据本国的指令，首先举行了宪法制订会议，一周后便起草整理出了一份新的共11章92条宪法草案，也即着名的麦克阿瑟草案。该草案于1946年2月13日交付日本政府。经第90届帝国议会审议通过后，于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并于翌年5月3日生效。这就是《日本国宪法》，也称"1946年宪法"。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如果说《明治宪法》推行的是天皇极权制的政治体制，表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志，那么美国占领下的战后日本重新制订的《日本国宪法》则是在否定封建残余势力的前提下，全面实行西方现代民主制的政治体制，主要体现了日本现代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1947年生效的《日本国宪法》仿效英美等国的议会民主制，确认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为基础的议院内阁制。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彻底否定了战前专制主义天皇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日本以后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将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这一非军事化条款可以说是日本新宪法的最大特色，故该宪法又被称作"和平宪法"。 日本宣布放弃战争，一是指任何时候，二是指任何战争，这种不分时空性质的规定是出人意料的。在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也曾宣布过放弃战争，如1791年的《法兰西宪法》，1931年的《西班牙宪法》，但这些规定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专指放弃以征服为目的的非正义侵略战争，不包括具有正义性质的防御战争。就是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中，也没有如此的规定。如1928年的《非战公约》和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中都载明反对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但它们都没有禁止自卫战争和制裁性战争的意思16。相反，日本的新宪法根本就没有考虑战争的性质，而是不分正义还是非正义，统而论之，概而言之。这一方面说明了美国对日本旧国家机器彻底改造的决心，和对未来日本发展的长远顾虑和戒备。另一方面，从日本没有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像讨论天皇问题那样不厌其烦的讨价还价，而是出人意料之外地爽快接受了美国的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日本人的传统价值观，即对传统的固执与对现代的怠慢。日本人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寸土必争和在现代国家政治领域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日本的战争观，也即在日本人的眼里作为近代以来调节国家关系的战争也许本就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也不存在什么是与非之别。当然，这一现象的发生还同时可以从日本人对战争深恶痛绝中得到解释。 但无论什么样的解释和分析，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一个既定的事实，那就是美国通过新宪法的制订，无情地剥夺了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必须拥有的战争主权，从而将日本改造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半主权国家"。 日本的半主权国家特性不仅表现在被宪法剥夺了战争的权利，而且还表现其他方面。从外交上看，由于二战时期日本推行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不仅给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且也导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失败。因此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全面改造日本时，也同时不忘对日本的外交目的、功能和手段进行改造与限制，迫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完全强国"（partial great power）。1945年10月25日和31日，盟军最高总司令部（GHQ）先后指令停止日本外交功能和日本在国外的外交活动，一直到盟军撤除日本，日本的一切对外交涉均需通过美国占领军当局办理。 美国对日本在外交上的规定和限制，以及日本在国际政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日本今后将无法再像战前那样将军事侵略与扩张作为实现其外交目的、同时也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的的一大基本手段。在外交上美国要求日本对它的绝对服从和追随，客观上大大地压缩了日本外交活动的范围和领域，剥夺了日本外交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权利，将日本外交限定在了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决定了其"有限外交"大多只能以"经济外交"为主，并在总体上完全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日本外交活动的空间范围被大大压缩了，外交能力也被人为地弱化和限制了，成了外交上的侏儒。"在国际事务上，它们更表现为一种'不完全的强国'（partial great power）：它们的潜能与实际表现的力量之间被有意保持一定距离，它们的外交政策兴趣和它们的政策手段同样被有意限定了一定距离。在战后的占领期间，德日两国都被施予"和平宪法"，它使两国只能具有防御性的军事力量和瞄准和平目标的动员体制，从而使这两个旧日的地区霸主不再有可能侵略邻国和威胁世界其他地区。它令德日自愿放弃取得核武器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最近半个世纪一直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地区强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17可见，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不仅成功地迫使日本放弃了部分主权，而且也同时迫使日本放弃了主权国家外交上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原则和立场，将日本改造成了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二流的国家。这样，日本便失去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得不采取一味追随美国这一几乎是一边倒的做法，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小心而谨慎地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外交小国的角色。而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当它需要对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提出自己的外交意向时，也只能靠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来实现，以间接的方式委婉地诉说着自己的外交主张、要求与想法。 单一的外交语言和手法、狭窄的活动空间、有限的自主选择、不多的一点自由等等，使日本外交陷入了空前的尴尬和被动，对日本国家的国际形象的影响自然是负面的，但日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介意，长期以来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各种嗤笑和非议而不为所动，国民对国家在外交上拙劣的表现也已似乎是无所谓了，接近于一种麻木状态，视而不见。往日那为国家的胜利而狂欢，为国家的失败而痛哭失声的场景仿佛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被美国改造后的日本人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摸样，对国家茫然无望，对她的好坏不再有什么兴趣了。他们所关注的将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遥远的美国式国家，而是他们亲身所属的那个集团，那个命运共同体组织。国家已经离他们太远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战略转变，变打击日本为扶植日本。为此美国占领当局开始修改并放弃"民主化"的政策，赔偿政策停止执行，解散财阀也不了而终。美国利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加紧策划片面对日媾和，以便签订对己有利的和约。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片面的对日和平条约（该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日本被缔约国承认为独立国。 但引人注目的是，和约的第3条规定，允许美国以"托管"的名义半永久性地对日本的冲绳群岛实行军事占领；第5条和第6条规定，允许美国以保障日本安全为名，继续对日本本土实行军事占领。这样，日本的国家主权又多了若干被侵害和削弱的内容，但由于这一结局并没有超出美国预设给日本的半主权国家性质这一政治框架，因此日本最终还是在和约中签字画押了。 同一天日本还与美国缔结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对日本占领宣告从此结束。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军继续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驻留日本。这样，日本又回到了西方阵营，成了西方阵营中的一员。 一般说来，主权国家拥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直到1999年9月13日《国旗、国歌法案》正式实施之前都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自己的国歌和国旗，日本国民对国旗和国歌的认同只是基于长期以来的习惯，将 "日之丸旗"作为自己的国旗，将"君之代"作为自己的国歌。由于"日之丸"旗是日本侵略亚洲的象徵，"君之代"歌是歌颂天皇治世的歌曲，因此1945年日本战败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曾限制挂"日之丸"。1946年，"国民学校令"中删除了有关合唱"君之代"的内容。直至1949年，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才允许在一般国民的节庆日挂"日之丸"。 由于日本的"国旗"（日之丸）、"国歌"（君之代）均没有得到日本国家法律的正式承认，因此，战后围绕着国旗和国歌展开的争论几乎持续了50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后日本的窘态和对国家的复杂心情，当传统的政治力量被美国兵的刺刀强行地从国家层面全面驱逐出时，当人们失去了对国家认同的传统机制而不自觉地放弃了国家，并因战败而打心眼里厌恶国家，无情地批判国家时，连在法律上来确认一下自己国家的国旗和国歌的最后一点兴趣和勇气似乎也一同失去了。这种内心混乱与狼狈不堪的摸样，就是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少见的。 可见战后日本的半主权国家性质不仅表现在宪法的有关规定上，而且还同时表现在日本的追随外交、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未得到法制化的国旗国歌等诸多方面。 四、"吉田路线" 所谓"吉田路线"，是由日本战后复兴之父吉田茂制订的外交方针。这一方针，不仅在外交上将战败的日本在国际上重新定位，而且在内政上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战后初期，吉田茂两次出任首相（1946?5─1947?5、1948?10─1954?12），执政共达7年零2个月。1946年，当吉田茂出任刚刚战败的日本的首相而组阁时，他深信"历史为一个在战争中失败的国家提供了通过外交而获胜的机会"。他对国际政治的基本判断是：一、战败的日本必需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二、为尽快结束美军的占领，日本应主动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以换取国家主权；三、冷战即将开始，而这一冷战将使美军不得不长期滞留日本，以保证日本国防上的安全。因此，他主张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追随美国，借美军来保卫日本；同时，严格限制军费开支，避免卷入冷战。他甚至说，"当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美国强于英国。如果日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将来日本必定强于美国"。18 在他任内制订了新宪法，规定象徵天皇制和放弃军备的政策，并缔结了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定"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对美一边倒"的基本方针。同时，吉田茂又不顾美国要求日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压力，推行小规模轻武装、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国策。这一切成为吉田茂路线的基本内容。到1955年，日本经济的主要指标（进出口贸易除外）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为以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吉田路线"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将日本国家定位于半主权国家这一特殊地位的必然产物。日本在美国为其铺设的发展道路上，所能做的选择，恐怕也就只能是所谓的"吉田路线"之类的了。在美国设计的国家政治程序中，日本失去了许多的权力，不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从而失去了作为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起码资格、身份和必要的条件，而不得不从国际政治这一特殊的领域逐渐地抽身退出，放弃国家间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力争夺和竞争，退守岛国而一门心思地发展经济。因此，"吉田路线"的产生与其说是日本自主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对日改造的产物。 美国留给日本的唯一出路，也许就只剩下发展经济这一条路了。而日本对美国的刻意安排也基本做到了心领神会，并能引经据典地形成一套生存哲学，不折不扣地按照美国的设计模式来发展自己，甚至在美国想要改动模式时，日本都会加以断然拒绝，不愿重回老路，发展军事，参与世界争夺。如50年冷战开始，美国急需在东亚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军事联盟。美国务院特使杜勒斯赶赴日本，要求吉田茂重建日军。吉田茂搬出麦克阿瑟为日本制订的"民主宪法"，称建军违宪，而且东亚诸国也反对。他还向杜勒斯说：日本已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并受美国民主理想的感召，决定放弃军备，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他甚至暗中唆使反对派人士在杜勒斯来访时上街抗议再军备，用民主的牌来回绝美国的请求。 可见，二战惨败的痛苦经历，已形成了民族的历史记忆，而战后对国家的无情批判，也已让许多的日本人对国家望而却步，不愿再重蹈历史的后尘。远离国家，"脱国家主义"的思想情绪，一度笼罩着日本列岛，也同时影响着决策者的思想和行为。美国以救世主姿态对日本事务的大包大揽，也为日本推卸国家责任，拒绝参与国际权力竞争，在经济上轻装上阵创造了先决的有利条件。"吉田路线"是以牺牲部分的外交主权，让美国人为日本的利益而打仗，日本坐享其成。 国家的被弱化，在日本是出于无奈，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但由此做法而带来的好处却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可以摆脱国家间的各种竞争，不再为国家的自我增值所困扰，将国家权力（对内与对外）缩小到最小程度，而不必为国家的声望、尊严、和独立操心费神，更不必为此支付昂贵的成本费用。这样做虽然带来了种种的指责和嘲笑，被认为是一个甘于生活在半主权状态之下，毫无尊严可言，为强权马首是瞻的可悲和不幸的民族，但在卸去了沉重的国家包袱后而能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做法却意外地为日本带来了始料不及的繁荣和尊严。日本战后的好运，也正是由于这一"因祸得福"的选择而开始的。在朝鲜战争中，几万美军死于非命。而日本一兵不发，夜以继日地为美军赶制运尸袋和其他军需品，发了一笔战争财，经济也由此复兴。越战时期，日本又大发战争横财，坐享渔人之利。在长达近四十年的冷战期间，霸权国之间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撕杀和争夺，使得美苏两败俱伤，美国更被沉重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日本在安全保障上却能免费搭车，享受着美国大兵的保护，而倾其全力发展经济，完全像是一个武士保护下的商人。为此，"吉田路线"曾一度被人称为"弱者的讹诈"。 战后日本的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因国家的被改造而处在一种十分奇妙的分裂状态，即作为一个半主权的国家，却拥有一个十分完整而强大的管理国家的政府机构，而这一机构无论是规模还是办事效率也都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最精干的了。国家与政府的一虚一实，一弱一强，使国家力量在观念和政治层面的衰落与政府力量在行政管理层面上的空前强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日本民族对国家这种虚构的观念上的存在，缺乏来自于理性深处的认同，更缺乏西方市民社会的那种理性自觉（授权意识等）。也许对日本来说，国家是多余的，是西方世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概念，是难以驾御的可怕怪兽。日本曾经尝到过与这头怪兽交往所带来的战争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战后日本被动地放弃了对这头怪兽的驾御权，而选择了自己传统上所习惯了的做法，依靠幕藩二元权力构造（政府/企业）来置换现代国家机构，将国家的自律性与破坏性降到了最低点。而日本民族所具有的良好的政府观念──来自于幕府统治下养成的传统习惯，使日本在国家处在半主权状态下也能靠政府的权威作用，搞好经济建设，实现经济腾飞。 基辛格曾惊叹道，"吉田路线"是战后主要国家中最有远见，最聪明的外交方针。这实在是高估了日本，日本的选择是被动的，也是无奈的，是因祸得福的选择。日本放弃了国家，不再以国家的名义发展自己，没有给国家以太多的尊严，也没有要求自己的国民在国家的名义下发扬爱国精神和忠诚心，而是以民族的自觉性和日本独特的传统政治模式将源于近代西方的主权国家给修正和篡改了，用传统的方法成功地化解了国家这只怪兽给民族和国民所可能带来的所有伤害和负面效应。对外，日本抛弃了国家至上主义，没有将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加以追求和捍卫，没有建立在全国动员基础上的宏大的国家目标，没有深思熟虑的国家哲学和国家战略，更没有什么国家激情和追求，放弃了包括法律的制订和战争权力在内的许多国家权力，成为一个半主权的特殊国家。对内也是如此，一系列的民意测验表明，日本的年轻人，比起欧美和亚洲的同龄人来，是最不愿为自己的国家牺牲的。国民的国家意志淡薄，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忠诚，对政治淡漠，对国家利益缺乏考虑，只是在服从政府的权威和作用方面依然习惯性地遵循着古代政治的传统，人们往往以政府为核心，共同构筑着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打造着与现代主权国家迥异的发展模式，从而避免了近代国际政治学预设给各国的灾难，避免了利维坦的肆虐，避免了国家间的竞争所带来的悲剧，同时也避免了国家作为怪兽在国内发威肆虐时所可能给国民带来的各种伤害。 在日本，国家失去了许多原本具有的朴素的含义，成为一具被人阉割了的无力怪兽，一个失去了斗志和野心的"武士"。日本逃脱了利维坦的纠缠，躲避了利维坦带来的各种可能的风险。结果是，远离了主权国家体系的核心而安居于这一体系边缘的日本，却意外地成为主权国家竞争场中最大的赢家和得利者，无意中成了传统政治对现代政治的最大颠覆者，实现了半主权国家对主权完整国家的一次嘲弄和戏谑。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因祸得福"，使日本成了冷战这一国际政治演义最为激烈时期的最大的赢家，而日本失去的，只是它为此而无意支付的成本，实现了一场"歪打正着"的成功搏弈。 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促使日本走上了"吉田路线"，日本放弃了武士而选择了商人，放弃了国家竞争而选择了经济发展。而这样的选择，即便是今天看来，也依然没有失去其启示后人和反思国家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论坛》，2003─08─06。《原子弹下无冤魂》 2吴廷谬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807页。 3武心波〈当代日本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4原英姿"文明としての日本型本主"、东洋新报社、1993年11月、第28页。 5同上，第29页。 6王小平《日落日出──战后日本起飞实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100页。 7本泽二郎着，雷慧英等译《天皇的官僚：日本右派的真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2页。 8大熊信行《国家恶─人类に未来はあるか》，潮出版社，1969年12月10日，第41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48─151页。 10大熊信行《国家恶─人类に未来はあるか》，潮出版社，1969年12月10日，第48页。 11同上，第140页。 12大熊信行《国家恶─人类に未来はあるか》，潮出版社，1969年12月10日，第141页。 13王小平《日落日出──战后日本起飞实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89─90页。 1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490页。 15 [日]儿岛襄《史录日本国宪法》，文艺春秋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16王小平《日落日出──战后日本起飞实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89页。 17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491页。 18薛涌《小泉内阁与东亚地缘政治的转型》，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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