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儿要去新加坡 “留洋实习” 女儿刘英今年18岁，身高1.66米，漂亮大方，从小我们就完着她。初中毕业后，她没跟我们商量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报读了四川省某旅游中专学校——女儿天生是个幻想家，觉得做导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对此，我们很不满意。我们指望她读高中，然后再读大学，可是女儿太倔强了，我们拿她没有办法。 女儿读了三年中专。眼看就要毕业时，她跟着旅行社出门实习了几次，这才晓得个中的辛苦，于是，她对我说，她不想干导游了，想找其他的工作做。 2002年初，女儿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一个喜讯：学校准备选派一批学生去新加坡实习“酒店管理”，为期半年。女儿还对我们撒娇，要我们去为她“争取”一个名额。 女儿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一下子要到遥远的新加坡，我们怎么能放心？可是听完女儿介绍，觉得这次留洋实习应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能学到东西，那对女儿的将来当然会有好处。我和她妈妈商量了不知多少次，最后决定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确实好就支持她去! 送了厚礼才打通关节 我跑到女儿的学校，找到负责这次活动的陈先生，他拿出一些协议文件，指着文件上的大红钢印说：“这次‘新加坡实习’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 我看见文件上写着学生去新加坡实习半年，只需交给有关部门两万元押金（学生回来后即可退回），另交600O元费用 包括往返机票、签证费、体检费等等。另外，协议上还写明：学生在新加坡实习期间，包吃住，每月至少可获1000元新币（约合人民币 5000元）的工资！ 几千块钱就能出国实习，而且每月还有这么高的工资！条件确实非常诱惑人。我连忙又问陈先生：“挣钱倒是其次，主要是孩子到那边能不能学到东西？” 他把眼一翻，说“你也不想想！新加坡是多发达的地方，教育水平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你女儿要去了能学不到东西？” 我一想也是，看来机不可失！连忙表示要给女儿报名。不料，陈先生无奈地说：“你先登记吧。说实话，我们也没想到报名的人这么多！这次去新加坡只有40个名额，可现在报名的已有200名学生了。还有一些才读二年级的学生也纷纷要求出国实习，弄得我们都焦头烂额。” 回家后，我把情况一说，刘英和她妈妈都急了，老婆说；“这么多人挤着去，肯定是好事！”她们就天天催我去找人说情。经过层层选拔，女儿顺利地进入了名单前50名，但是，最终还要“涮”掉10个，我一咬牙，给学校有关领导送了一份“厚礼”。谢天谢地，2002年3月，确定的40人名单，女儿正在其中！ 此后，又过了三个月，孩子才拿到签证。得知我女儿去新加坡实习之后，亲戚朋友都来祝贺，说我们的孩子有出息，能去新加坡“留洋”，回国再找个理想的工作还不是轻而易举？我们听了，嘴上在谦虚，心里还是很受用。夜里，我们两夫妇说悄悄话，也都觉得女儿的将来总算有希望了，乐得睡着了也笑醒几次。 随后，我去学校给女儿交清了各种费用，2002年8月5日，刘英终于登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 女儿突然打回“求救”电话 第二天，我们两口子一整天都呆坐在家里，等刘英打电话报平安。直到第三天中午，我们才等到刘英打回的第一个越洋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就听见宝贝女儿在电话那边放声大哭：“爸爸，我们被骗了！我想回家！” 我吓得手心都冒出了冷汗，急忙询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刘英在电话里抽泣着说出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原来，他们到新加坡实习，是由一个叫周明的新加坡男人一手操办的，他在中国设有一家专门联系去新加坡实习、学习、工作的中介机构，在新加坡还办有自己的学校。联系过去的很多学生都在他办的学校读书，读完后又由他帮忙联系实习，然后再送回国。 这次，他带着刘英和其他同学下了飞机后，七拐八弯地把他们带到了一栋破旧公寓。大家一看住所条件太差就嚷开了，周明说：“本来你们是住好房子的，但学校刚刚招生——我的学校你们都看见了的，就是先前在路上指给你们看的那栋新加坡的最高楼房里，你们先委屈几天，等房子调出来后马上给你们解决。” 既然“老板”这么说，学生们还有什么办法？大家只好先住下。那是一套三间卧室的房子，要住15个人——儿童房住4个，主卧室住6个，客房则住5个男生。房间都很小，住进去后简直是人挤人。简单分发了床上用品后，周明说：“好了，大家把房间收拾一下，好好休息，明天我来带你们去实习的酒店上班。”说完转身走了。 女儿他们安顿好已到晚上7时多了，已饥肠辘辘的室友相约出去吃饭，出国时每个孩子的身上都带有父母给的钱，我给了刘英1500元，她母亲又悄悄塞了800元，可他们拿着这些钱却吃不到饭，因为他们没有新币。本该照料他们的周明却不见人影，也联系不上他。 直到晚上12时后，住在他们隔壁的两个中国女孩下班回来——她们也是周明不久前从国内其他学校办过来实习的。女儿才跟她们兑换到新币去吃饭。这时所有的孩子都饿得几乎走不动了。 女儿哭诉完，最后又说：“爸爸，这里大恶劣了，我一点都不习惯，我不想实习了。我要回去！”我急忙安慰女儿，说：“爸爸马上去你们学校了解情况，你要小心照顾好自己啊！ 放下电话，女儿委屈的哭泣声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想起女儿饿肚子的样子，我心疼得就像被针扎一样！ 我相信了校长的说辞 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找到校长讲了孩子们的遭遇。校长平静地等我说完，然后说：“这件事已经有好几个家长来反映了，我们刚才也和新加坡方面联系了。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主要是这些孩子初到国外，有些不适应。”他接着又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都是单间，一个单间都要住8个人，人家三个房间才住15个人，并不拥挤啊，条件恐怕比学校的宿舍还好些；还有自己换不来钱吃不上饭的问题，更是这些孩子生活能力弱的表现。那么大个新加坡，难道18岁的人了还需要别人帮助你兑换钱币吗？” 听完校长的分析，我的大脑清醒了一些。是啊！她们在家时太娇生惯养了，什么都不会做。这样也好，出去受点苦，关键还是要能学到本领！ 回家后，我把道理分析给老婆听，老婆虽然心疼女儿，但也是明白事理的，我们两人统一了口径；如果女儿因为条件艰苦、工作辛苦这些原因闹着要回来，我们就要劝她把这半年坚持下来。 果然，不几天，刘英又打电话回来，一开口就说他们实习的地方简直不是人住的。我一听就来气了，厉声对刘英说：“英儿，既然出国去实习了，就别这样挑剔。出国不是去享受而是去学习知识的，你现在也这么大了，应该明白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光是业务上，还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见我这么严厉，女儿不敢再怎么说话，抽泣了一会儿挂上了电话。 此后，刘英虽每周都打一次电话回家，但对于实习上的事情基本不说了。我们以为女儿已经适应新加坡的生活了，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担心。 虽“留洋”归来， 却毫无专业技能 2003年初，刘英终于实习期满回到成都。女儿回来那天，我因单位有事情，没有去机场接她。等我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女儿在洗澡。老婆对着我一阵子心疼地唠叨：“唉，这半年可苦了女儿了，一双细皮白嫩的手，居然长满了老茧……” 一会儿，女儿洗完澡出来，亲热地和我说话。半年不见，原先稚气、娇气的女儿成熟了许多，举手投足之间，严然有了大人的模样。我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很高兴。 刘英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就要出去找工作。我们都很高兴，觉得女儿懂事多了。我对女儿说：“爸爸托人问一下，给你找个好点的单位。” 不久，我打听到一个同事的叔叔是广州一家三星级酒店本地分店的经理，刚从广州回成都。我就对他说了我女儿的情况，希望他帮忙推荐一下。同事带着我去找了那个经理，对方看了女儿的简历，说“行，你女儿长得好，又在新加坡留过洋，应该没有问题。你叫她明天过来上班吧。” 回到家里，我把好消息跟她们母女一说，两人都很高兴。我老婆还专门到街上买了几个菜，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 没想到，刘英上班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同事就找到我，吞吞吐吐地说：“刚才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刘英试用不合格，刚才已经离开他们酒店。”我大吃一惊。同事接着解释说：“刘英长得漂亮，酒店开始安排她做前台接待，可她完全弄不清楚门路；后来调到大堂服务，她的服务也完全不合大酒店的规范。就跟一个从设学过的人一样，所以……” 怎么会这样？我女儿可是留过洋呀！怎么连这种简单的工作也做不好？ 我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见到刘英，我气急败坏地问：“你在新加坡到底学了一些什么？你是去大酒店实习的啊！怎么现在什么都不会做？”女儿见我发这么大的火，委屈得哭了。她说，“在新加坡那半年，我们根本就没在大酒店工作过，一直是在小餐馆里打杂。” 在刘英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才渐渐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留洋实习”真相 原来，他们安顿下来后，周明就分别把他们带到了各个实习地点。刘英和另一个同学李蓝被领到一家叫“孟记”的大排档做服务员。这是一家以经营粤菜为主的大排档，档次很一般。刘英和同学当即提出抗议，但周明说：“你们的基础不好，不先在这儿干，还能怎么着？要不然，你们就再交一笔钱，去我的学校再学习学习，然后我就送你们去大酒店实习。”后来，有些实在接受不了的同学真的去看了周明办的学校，虽在新加坡最高的那栋大楼里，却是在地下室第三层。同学回来后说，还不如在大排档做。 刘英对我说：“那天我打电话回来，想跟你们说我不愿在这里实习工作的事情，想回家。但爸爸你听都不听，只叫我好好干，我就没有说了。后来，同学们觉得既然出来了，马上回去也不现实，每个人的家里都交了很多钱出来的，如果立即回去，损失更大。再说周明也不会让我们回去，我们的护照，一到新加坡就都被他收走了。最后大家决定；对家里都报喜不报忧，干满半年再说吧。” 都怪我啊l 我痛苦地揪着头发，蜷曲在沙发上听女儿继续讲述：“在这些大排档，和我们一起上班的都是在当地上了年纪的大娘。分给我们的工作就是摆台、传菜，上酒，忙的时候还要洗盘子、扫地，总之没有什么空闲，所做的活就是这些打杂功夫！学不到任何东西不说，老板娘还喜欢骂人。我们一般要从下午4时做到晚上12时，有时候因客人多，加班一两个小时是常事。 “后来，见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老板娘就表示，我们可以分批休息一会儿。有一天晚上11时了，客人不算多，我和李蓝累得实在不行了，就去请示老板娘让我们休息半个小时。老板娘说：‘可以啊，我带你们去后间休息’。来到后间，果然见有两张床，被铺叠得整整齐齐的，我和李蓝高兴极了。正想上去休息，没想到，老板娘却说：‘那是在厨房上班的两个黑人厨师的床，你们不能在上面休息！’说完，她找出两个塑料盆，丢在地上，说：‘你们就坐在盆里休息一会儿吧，别太久了，有客人我就来叫你们。’说完走了。那天我和李蓝坐在盆里疲惫死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旁边有床不能躺，别提有多难受了！” 说到这里，女儿的眼圈红了，她抽泣着说：“当时我们实在忍不住了，两人抱着头狠狠地大哭了一场，那是我在新加坡惟一的一次痛哭……” 女儿又委屈地说：“本来我们的工资和一起上班的那些大娘一样，都是1000元新币，但实际拿到手的只有350元，还要被经纪人扣去50元。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完全没有拿到，算直接买回程的机票了。所以每月我们最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300元新币。这点钱除了交通费（上班离住所还比较远）、电话费以及我们女孩子必需的生活用品之外，几乎就没有剩余了……” 家长千万别盲目轻信 听着女儿讲述她在新加坡的实习经历，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看着女儿流泪，我也忍不住泪水长流！女儿啊，我作为父亲不该盲目轻信，送你去新加坡“打杂”，让你浪费了半年多时间，还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啊！ 幸运的是女儿还年轻，还能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想通了，我没有再给女儿找工作，而是坚定地要女儿参加成人高考！ 好在女儿经过刻苦自学，不负期望，现在已顺利地考入四川一所大学的英语专业。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其他家长看到这个故事，不要再盲目轻信那些所谓的“留洋”，让孩子们到异国他乡去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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