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侃台湾与大陆的异同 - 木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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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侃台湾与大陆的异同

... | 类别: 旅游 | 内容: 大陆见闻 | 文型: 游记 | 评论: 投票

台湾与大陆的同与不同 (戴维德；英国) 1.台湾与大陆的同与不同在北京乘出租车去机场，正逢庆祝香港回归。司机打听到我是英国人后，马上关切地询问：“香港回归中国，你们英国人特别难过吧。”我说：“我与香港完全没关系，对于香港回归中国有什么可难过的呢。”这位司机与那些天无数问过我同样问题的中国人一样，显露出不理解的神情来。追问道：“不难过？你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盘又少了一块，做为英国臣民，你难道对自己的祖国‘丧失领土’没有爱国意识。” 从香港转机来到台北，大陆的出租车到了台湾就变得叫计程车了。计程车内恰好扬出电台播放的香港回归新闻，我琢磨着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也感兴趣我的“英国心”，但半个小时后车子进入市中心，司机也没测试我的“爱国立场”。一路上，他忙着向我打听的是：“大陆的女孩子漂不漂亮”，“北京烤鸭好不好吃”。 2.大陆普通话VS台湾国语台湾人与大陆人一样喜欢称洋人为老外。不像香港人贬称西方女人为“鬼妹”，西方男人为“鬼佬”，令西方人抱怨受到了种族歧视。大陆的普通话台湾人叫做 “国语”，两岸半个世纪的隔离，使得原本同根的中华民族间的语言已发生了一些地域性差别。刚到台北当晚，进餐厅要了土豆端过来的却是花生米，原来台湾的土豆就是花生，而大陆的土豆(马铃薯)在台湾称其为洋芋。大陆人口中的“不知道”，台湾人说出来就变成为 “不晓得”。大陆人的秋裤移到台湾居然摇身成卫生裤，大陆人穿秋裤顾名思义秋天来了，不知台湾人穿上卫生裤是否意味着清洁身体。翻开台湾《中央日报》头版横幅的标题是：“国民党、行政院开会检讨。”我起初惊异国民党、行政院犯了什么重大失误，以致于公开向人民谢罪。因为在北京学汉语时，所谓检讨的涵义，是反省和认错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来请教台湾朋友才明白，台湾“检讨”的用意相当于大陆的“总结”。去中国之前，外国人必须先操练好几句中文关键词，首当其冲的是得学会说“厕所在哪里？”。走上台北街头，厕所演变为“化妆室”，有“男化妆室”和“女化妆室”。在大陆化妆室那是剧场后台演员涂脂抹粉之处。台北一间酒楼里，男化妆间门外形象地标着“观瀑楼”，女化妆间则被创意为“听雨轩”。大陆的“单位”极具其社会形态特色，单位的涵义广泛行同于一个小小的独立社会。一个职工他不仅仅在所属的单位里工作，单位还负责其住房、孩子入托等等私事，一个人一旦被划归进一个单位，这位的日常生活乃至前途命运，就都与自己的单位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了。当来大陆观光的台湾人，听到大陆领导训斥下属时问：“你眼里还有单位吗？”台湾人误以为对方是个度量衡盲，有眼不识公斤、公里计量单位。台湾人寒暄打招呼的客套是：“您在哪里高就呀？”台湾人没有单位，无论是扫大街亦或大学教授都是“高就”。在大陆常听见赞赏一个人“道德品质优良”。然而台湾人评论人时不论 “品质”而是论“质量”，比如“这个人修养质量太差”。质量在大陆是评价货物时才用的词汇，常说这件电器质量太差了，等等。对于大陆人来说，一个人何以能质量差呢？驴唇不对马嘴嘛。不过当我照着大陆的用法对台湾人抱怨：“这件外套质量太差” 时，台湾人就犯晕了，“一件衣服岂会缺少道德？” 大陆人动辄就说的“搞”字，搞运动、搞卫生、搞对象等等，到了台湾便万万不可乱讲 “搞”字，因这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搞女人”或者“乱搞”，最常用的还有责怪对方 “你有没有搞错”。初到台北时我问人家“你搞什么工作？”对方诧异地呆愣半晌后，接着笑得前仰后栽的，台湾人只听说过“你搞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跟工作如何个搞法？大陆人通常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台湾人将情人才呼做“爱人”。台湾人听大陆朋友介绍自己的太太时说：“这是我的爱人。” 台湾兄闻后立马吓呆了，感叹如今大陆开放地不得了，地下情人都能光明正大地介绍给熟人。接着大陆朋友进一步夸赞说： “我的爱人下海了。”这更令台湾人惊得几乎晕厥，什么？他的情人下海当妓女了。台湾人不懂大陆商潮滚滚下的新名词，“下海”即意味着独立经商。不过台湾女人将丈夫称为“外子”，我初时就没闹明白，还傻傻地上赶着追问：“外子是您的哪个儿子呀？”惹得台湾人笑掉大牙。台湾人习惯用男生、女生的称呼，不像大陆一概为男士、女士。刚落脚台北时我听不顺耳，都40、50岁的男人、女人啦，也酸溜溜地来上一句 “人家女生”。而我脱口的北京话“那小妞”，台湾人当即笑开了心，称我是个“假京片子”。我在台湾呆了一年后回北京时，北京朋友又骂我：“你出了什么毛病，你这一开口就跟‘穷聊阿姨’(琼瑶)的肥皂剧人物似的娘娘腔。” 台湾有一则精彩的大陆简体字段子。三八妇女节这天，几十位妇女人权活动家高举着 “反对一国两妻”的横幅，游行至台北“总统府”前示威，要求政府惩治在大陆包二奶的台商。台商在大陆包二奶的各类飞短流长，扰得留守台湾的原配忧心忡忡。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则是，若台商在大陆嫖娼或包二奶被公安活捉后，大陆官方会惩罚性地在其台湾护照上盖上“淫虫”的黑戳。“淫虫”台商惶恐回台后无法向家里交代，于是灵机一动便在“淫虫”二字中间加盖一个“火”字，就变成为“淫火虫”。待到进家门后，太太盘查护照上何以会有“淫火虫”官印，早有备而来的台商便振振有辞地辩解：“那是在大陆观赏萤火虫表演的纪念章。”太太疑团重重地追问：“咦，这怎么是‘淫’不是 ‘萤’呀？”台商立即尖着嗓门滚瓜烂熟地背诵道：“看，你少见多怪了不是。这就是大陆的简体字嘛，这次长见识了吧。” 3.半中半洋的谈吐最时髦我在北京留学时，老师指着大陆版的中国地图，将其形容为一只“大雄鸡”。而台湾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绘制的大中国版图，一直坚持将外蒙古包括在内，始终不承认外蒙是个独立国家，并斥责是苏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台湾的中国地图因有外蒙在内，故老师教导学生时就将中国的地理形容为“秋海棠”形状，将大陆版的中国地图叫做“老母鸡”。自台湾扁政府上台后开始承认外蒙独立了数十年的现实，新近印制的中国地图才变成了“老母鸡”。由于世界上与台湾有正式官方外交关系的国家既少又小，这令台湾人伤感。比如台湾人会自嘲地问：“你知道巴拉圭是什么国家？马拉威在哪里吗？”又因台湾政府斥巨款资助这几个弹丸穷国，故称为“银弹邦交”。台湾岛英语热，大部分幼稚园独尊英语，标榜“No Chinese”的学习环境，若幼儿不小心吐出来母语，老师会批评其“Bad Girl(坏女孩)”、“Bad Boy(坏男孩)”。电视上的主持人更身先市民地显耀自己多么国际化，迫不及待地表演其中文之糟糕，每句台词里总带上几个英文词汇。顺口就爱说 “Anyway(无论如何)”，要不就是“我有一个 Appointment......(约会)”。难道中文里连“无论如何”、“约会”如此简单的词汇都没有，非得借助英文来补救。这种不伦不类、半中半英的句式却风行一时，主播嘴里嘣出来的英文词汇越多意味着越成功越得意，有时一句话里仅剩下几个中文词点缀期间。诸如“今天下午我去喝Afternoon tea，非常地Relax，你也应该去Try Try，Really Wonderful，多喝茶才能更Fit。”笑过后，我觉得我的中文都比主持人溜，不至于如此支离破碎、惨不忍听。刚踏上台北时我曾决心每天与中国人只说中文，但一出家门即发现这个愿望难于上青天。即使站在公车上，身旁的台湾人见我一介金发碧眼，便主动凑过来操练起他们的英语。去餐厅、咖啡馆也别想清静，女侍会兴冲冲地跑过来与我聊英语，或好学不倦地捧着本《英语语法》课本，抓紧机会向我咨询为什么这个词前要加 THE，那个词则不用。与台湾朋友相处与其说聊天，更准确地说是一场语言对抗大战。常常我刚用汉语开了个头，对方已抢着吐出来一长串的英语，然后我好不容易钻空子冒上句中文，人家又不依不饶地来了大段英语，接着我便再难瞄准机会讲中文了。于是我只得投降服输，乖乖地当起对方的英语陪练。许多台湾年青人都有英文名字，即使中国朋友间也互相称呼苏菲、麦克什么的洋名。上回参加伦敦中国城的春节联谊会，一家台湾移民上至70多岁的祖父母，下至倒在襁褓中酣睡的婴儿，无一例外个个拥有洋名。洋人没有中国人那般敬老的习俗，只要不是自己的亲妈，任何外人，不管人家是多么庄重年龄的长者都直呼其名。一洋女人热情地搭讪安娜老太太要不要饮料，老人家始终没反应。于是我只得拉了拉老太太的胳膊，用汉语说：“人家跟您说话呢。”还是安娜的渥伦斯基一旁啼笑皆非地替自己老伴解围道： “嗨！都是小字辈硬给我们开什么洋荤。尽让我们出洋相丢人现眼。”我询问老人家贵姓，他说姓司马，就是司马相如的司马。我扭过头来对那洋女人介绍说：“这是司马先生、司马太太。”并给她讲司马相如的故事，告诉她这个姓都姓了两千多年了。 4.大陆人台湾人都有同样感人的亲情在大陆若我主动为身旁的女士拎包，大陆小姐通常会现出对男士献殷勤的不习惯，客气地拒绝：“自己的东西自己提，又不重。”台湾小姐对于身旁男生上赶着为自己效劳，则认为是天经地义，个个都立即笑嘻嘻地接收我的绅士服务。只有一次我“抢”小姐的锟包时挨了骂，怒目相斥的是位加拿大小姐，当她见我习惯成自然地伸手拽其包时，她嚷嚷道：“你这是干什么？我自己的东西干吗要你来管。”这是位男女平等的积极分子。我刚到台北时觉得与大陆差别不大，街上都是一样的中国风情，过了几星期后逐渐感悟到与大陆的不同处。最大的不同就是台湾比较富裕，这不仅仅是与大陆比较而言的富裕，而是如西方一般，典型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富裕社会，贫富差别不是很大。不像大陆，社会上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已被列入世界上社会财富分配最不公平的前十名国家之一。与一般台湾百姓聊天，许多人都表示经常出国旅游度假，有车族相当普遍。不过有一点台湾与大陆一样，就是两岸人常常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是哪里人。” 当我回答英国人后，台湾人往往回应说：“阿，英国。我去伦敦、爱丁堡旅游过。”或者表示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什么亲友在那边读书。不像大陆人一提到英国，他们最普遍的话题是：“曼彻斯特、纽卡斯尔足球联队，都在电视上看过了。”接着便兴致勃勃地侃起欧文、贝克汉姆等球星。当然无论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听说我是英国人时，都马上一致地夸赞：“阿！英国绅士。”若我问：“为什么这么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皆对我这个笨问题颇感意外，磨蹭片刻后嘟囔：“本来就是这样嘛。”于是我便笑起来幽他们一默：“对，记住，英国每一个男人都是地道的绅士。” 西方人在中国大陆生活，最普遍的抱怨是被逼“享受”高出中国人数倍的“老外价格”。“宰老外理所当然”，已成为不少个体商贩的“至理名言”。在大陆领教过一次理直气壮的宰老外经历。那是在西部乘长途汽车，上车后司机对我们说：“嘿，老外每人付30块钱。”我问：“为什么我们要比中国人贵三倍。” 司机瞪起眼睛喊道：“你们从西方来，而这些当地人做梦也不敢梦出国，他们连宁夏都没出过。你们洋人比中国人有钱，所以卖你们肯定要比当地人贵。中国政府倡导扶贫，这叫希望工程，你们老外既然来到我们家乡，就得有所贡献。”在司机慷慨激昂的演说下，四位老外只得顺服地掏腰包。在大陆，老外每次去自由市场购物都得唇枪舌剑地杀价，真的感觉好烦、好辛苦。反观台湾老外购物就轻松多了，市场上一律明码实价、童叟无欺，体现了成熟商业社会的景象。这可能因台湾民众将老外看得较平淡，没有这个老外来自富裕的西方，腰包肯定比我们鼓的概念。更因为小康起来的台湾人，已不在乎“敲榨”老外这点油水了，这也应验了中国古语 “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人传统助人为乐的友善，两岸人都表现出同样的风范。一次在去新疆的火车上我感冒了，旁边一对素不相识的中国夫妇见我一个劲地咳嗽，忙从行李里翻出来中药给我吃。感动之余也令我分外吃惊，在英国若遇同样的情况，恐怕不会有路人无微不至地如家人一般问寒问暖，在英国人看来那是你自己的私事。不久我在哈密火车站换车时，一位中年人过来与我聊天，搭讪了几句话后，他说：“你在这等一下，我五分钟就回来。”不一会儿，那人提着一大塑料袋的水果饮料返回来，坚持塞到我手里。我惊惶失措地推辞着，他却解释说：“那个小铺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我说这有个外国人正在等车，老板就让我拿了这些东西送给你路上吃。” 这令我体验到当地百姓欢迎外人来自己家乡游览的好客情怀。在台湾也遇到过同样的感人经验。与朋友去台南旅行，我们本找了间小旅店投宿，但身旁朋友的朋友的大姨闻讯赶来看望我们后，这位非亲非故的大姨，便死活拖着我俩上她家落脚。在她家白吃白住了三天，每天大姨都做为导游领我们外出游玩，请我们上酒楼吃饭她也总争来争去地买单，典型的中国传统古道热肠。我向她道谢时，她总摆摆手说：“谢什么呀。你们是远道来的客人嘛。”临别的早上，她还买了许多水果点心让我们带上。一介素昧平生者对我如此关心照顾，这在其他国家从未体验过，中国人的亲情了不起。九二一地震发生时，我搂着当时的台湾女友躲到桌子底下。事后她竟然问我： “你为什么不自己跑掉，反而拉着我一起躲在房间里。”我感动得差点落泪。 5.外国人就是这样台北街头午夜时分，一个西方男人酒后撒野，满街大喊大叫、乱闯乱撞声称自己丢了一只鞋。两位夜巡警察赶到后携此老外回了警察局。一只鞋事件，次日清晨即成为报纸的花边新闻。台湾人对此议论纷纷：“老外就是这样，一喝醉酒就满街惹事生非、丢人现眼。”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将所有的老外都一齐骂了。台湾人与大陆人习惯一样，喜欢顺嘴就来“外国人怎样......”，或者“外国人就是这样的......”。将所有高鼻子的白种人定了性划成一类。在英国通常我们不会说外国人是怎么怎么样的，而会说外国人好像没有英国人的这一习惯。这种说法的特点在于强调英国人特殊的地方，从而避免唐突地一概而论英国人以外的“外国人”。举个例子，我们常说英国人是欧美人中最喜欢喝茶的民族，其他欧美人则比较倾向于喝咖啡。有次我告诉台湾朋友将要外出旅游。他们马上集体感叹说：“就是，外国人都喜欢度假旅游，一到周末全都离家。”再次将我的个人行为概括为所有外国人的习惯。我当即逗趣地回应他们：“闹了半天，除了中国人之外的全世界‘外国人’，周末都不得在家里呆着。这是不是中国人给非中国人定下的规矩。”对于中国人动不动就下结论“西方人如何......，白人如何......，”有时我也故意追问：“你的意思是说，除了十几亿中国人以外，地球上其他所有不同民族都只是一介 ‘外国人’”。为此我常纠正中国人说：“实际上西方世界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民族性都大为迥异。比如，英国人就坚决反对将他们与德国人、荷兰人相提并论。就如中国人不同意将自己与日本人、韩国人等同起来，是一个道理。” 我感兴趣地与台湾人探讨中国人这一概念。他们回答，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根深蒂固的地域观念，古代中国概称四邻为夷狄番邦。十多年前的台湾，你是哪里人非常敏感，外省人(指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的大陆人)、本省人(指台湾本土居民)是不同的两个阵营。以当今来说，陈水扁的支持者大都是台湾本省人，亲民党、国民党的拥戴者大都是外省人。另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两岸的中国人还喜欢对我的血统刨根问底： “你是纯正的英国人吗？你有没有其他血统？”或者“你是日耳曼民族吗？”这个问题令老外不知所措。特别是问一个人是不是日耳曼人，让欧洲人怀疑为纳粹种族论、血统论狂。每当我据实招来说“我们都是杂种人”时，便惹得中国人哈哈大笑。在西方种族问题是个敏感话题。当年菲利普亲王随女王访问中国时，对一个英国留学生开玩笑说： “你在中国学习汉语呆的时间长了，你的眼睛将会变成中国人一样的眯缝眼。”第二天英国媒体便强烈抨击女王夫婿言谈失当。 6.“个体”等于“集体”的候群心态中国人的集体候群意识尤其强烈。琚美凤情色光碟风波后，有台湾人投书媒体怒火中烧地斥责其“将全台湾人的脸都丢尽了。”对于琚女到东南亚开演唱会，有市民致政府公开信提议：“应以妨害风化的理由拒绝她出国。以免这个不知羞耻的民族败类，到国际上去宣扬台湾的丑史，令台湾在全世界丢人现眼。”这种论调令西方人很惊异不解。一个女孩子的私人风流韵事，何以使全体台湾人的脸都为此丢尽了？她的个人行为怎就夸大成整个台湾的丑史？无独有偶，华人居多数的新加坡，也曾有位女子行为艺术家公开与一万名男子造爱，她称其为一场“身体科学试验”。为此，新加坡人也高调责骂她是 “国耻”。这显示出华人强调集体而蔑视个体的思维逻辑，“个体”等同于“集体”这样逻辑混淆，也体现了缺乏民族自信的自卑心态。西方是以个人为原则的社会，一个人的行为只为他自己负责，中文里不是也有 “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俗语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好莱坞影星简方达，跑到当时与美国酣战的北越访问，激情澎湃地站在坦克车上发表反战演讲。美国人的评论是“个人浪漫主义行为。”克林顿的性丑闻要比琚女轰轰烈烈得多，但美国人只是谴责元首的个人“下半身”操守欠佳，是其政治生涯的污点。绝不会有美国人认同克林顿的丑闻就是美国的“国耻”，或由此“将美国人的脸都丢尽了”。若外人将克氏的丑闻概括为全体美国的丑闻，相信美国人一定会跟你急，他们本来正急扯白脸地将克氏个人的失当，与国家和人民划清界限。集体意识高于个体的思维之下，使得台湾人的个人隐私就得不到保障。台北电视新闻有则消息，一个六岁男孩的父亲被黑社会杀害。案发后的次日清早，大群报刊、电视台的记者蜂拥到男孩家里，画面上十多位手持麦克的记者你争我夺地抢着问：“你的爸爸被杀，你有什么感觉？”六岁童捂着脸哭天摸泪道：“我要爸爸。”这样的采访方式在英国是严禁的，因为这等于再次伤害了受难者的身心。通常英国媒体记者会站在案发现场进行直播，绝不会闯进受害者家里，更不会残忍地质问幼儿失去父亲的心情。台湾电视上也常看到车祸后、地震后医院病房里受难者的惨痛画面。这在英国也是不可能的，任何媒体都禁止骚扰受难者的医疗，拒绝拍摄受难者也是基于保护个人隐私权。 7.中国良家妇女，岂能嫁洋老公在大陆，若一个老外男人与一个中国女孩一起逛街，许多百姓会认为她找了个外国男友或丈夫。但到了台北，我的一位英国朋友与其华人太太晚上打计程车，司机对华人太太劈头就说：“看，这些老外晚上就是喜欢带中国女孩一起外出消遣。”太太忙解释： “这是我先生，我们是夫妻。”那司机居然不相信地说：“小姐，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这老外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客户。”于是这位太太决定每次乘计程车时故意试探一下，就此观察台湾百姓如何看待一介中国女孩与老外相处。结果每每都发现，计程车司机不是认为她是身旁老外的秘书，就是当这老外是她公司的客户。不只一位司机叹其辛苦： “这么晚老板还迫你加班，陪西洋客户吃晚饭搞公关。”再有些想象力的人就说：“老外是小姐在国外留学时认识的房东或朋友吧。”庆幸的是，从没遇到一位将她看成风尘女子。一晚她与西洋老公踏进台北酒吧，那条酒吧街50、60、70年代曾十分红火，驻扎台北的美军夜晚常来此消遣。酒吧女主人陪客尤其殷勤，她会端着杯啤酒坐在客人中间搭讪。照理说，这般生意场上的交际花应经验老道、眼光毒辣，对上门客人的身份，她扫一眼心中便有数了。大陆朋友呼她们“阿庆嫂”，“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当这对中外夫妇与一位华人男士落座后，“阿庆嫂”过来与他们攀谈了二十多分钟。华人太太才明白，老板娘误以为她与华人男士是一对夫妻，老外则是他们夫妇的朋友或业务伙伴。于是华人太太好奇地咨询：“为何你会看走了眼呢？”“阿庆嫂”答：“说不清为什么。一般说来，还是猜测中国女人的丈夫是位中国男士比较保险吧。若我一开口就认定你是洋人的太太，万一乱点了鸳鸯谱，岂不开罪客人了吗？” 临离开台北前一天，这位太太参观龙山寺时，庙门外一位四代真传的坐堂高人为善男信女批八字。她决意测测面相师的火眼金睛是否能道破她与洋丈夫的夫妻相，于是她携洋夫趋前要求给自己的婚姻算一卦。相面师傅煞有介事地对其婚姻古往今来念念有词一番后，居然一口咬定身旁的洋人是她公司的生意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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