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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谢阿小谢

作者: 朱文 | 类别: 文学 | 内容: 大陆文学 | 文型: 小说 | 评论: 投票

这个电站工程原先的预算是十个亿，而现在已经投入了十五个亿，预计还需要好几个亿才能最后完工。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整套电站设备是从前苏联罗斯托夫省的塔甘罗克进口的，货供到一半，苏联解体了。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投资不是一个问题，已经投入的越多，要求追加投入的理由越充分。而且电站一旦并网发电就旱涝保收，再多的贷款都有能力偿还。我们作为这个电站未来的主人，在工程结束以前唯一的职责就是接受各种技能的培训。厂长告诉我们，原先培训费用的预算是三百万，而现在已经花掉了五百万，预计还要三、四百万。我们也就几十个人，居然能把这样大数目的钱给折腾掉，确实令人吃惊。当时我们已被送到四个不同的火力电站培训了四年，相当于大学毕业以后又松松散散地读了一遍大学，只是仍然无事可干。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同事实在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培训，决定辞职。他叫谢伟刚，和我一年毕业的，而且是校友，只是专业不同。计算机日新月异，是这个时代最为敏感、错乱的一条神经，所以只有神经病才能成为这个行当的佼佼者。搞计算机软件设计也算是一碗青春饭，这四年几乎已经让小谢废了。但是厂方十分恼怒，不接受他的辞职。厂人事部陈主任脊椎有毛病，身体直不起来，只能侧向一边。坐着还好，但是走起来就特别明显，像一架疲惫的滑翔机。远远地看见小谢过来，这架滑翔机就飞走了。小谢只好去市人才交流中心咨询了一番，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市人才交流中心也不能接受他的申请和档案，因为市政府对国家重点工程有保护政策，杜绝人才外流。小谢没有办法，只好泡起了病假。他泡病假有一个优势，他的肝确实有毛病，转氨酶指数一直偏高。虽然他不能和我们一起上班了，但是这不影响他在一家台资的电脑公司谨慎地开始新的事业。厂里很快听到了风声，通知谢伟刚回到厂医院接受复诊。这件事挺讨厌的，小谢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来一趟抽一次血。我碰见过两次，每次都见他在厂门口小吃铺的角落里就着一碗面汤吞咽着大盘油腻腻的猪头肉，据说这样可以确保不能通过肝功能测试。我觉得他活得很辛苦，在一边吃肉、抽血、说谎，在另一边还要拼命工作、表现。小谢很瘦，一口狂乱的暴牙，喉节异常突出，戴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用胶布粘着的眼镜，眼神狡黠，指甲肮脏，确实像是一位就要过气的电脑天才。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叫他“小谢”的，但是很快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叫他“小谢” 了，谁也没有多想。“小谢”叫起来特别顺溜，可以脱口而出，有点亲切的味道，又不矫情、别扭。而且如果联系到具体的人，还会发现这个称谓还非常恰当，好象那么一个人就应该叫“小谢”。dao —xie ，dac —xie 。这两个音的色彩和谢伟刚这个人长相、性格等方面有一种奇妙的吻合。有的人天生就应该叫“小谢”，或者说有一类人天生就应该叫“小谢”，而“谢伟刚”之类的名字显得太勉强，太大而无当了。就我所知，谢伟刚还有过三个称谓：伟刚、谢肝、涩巴C 巴。这最后一个是俄语“谢谢”的音译，拗口一些，但是也流行过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这三个称谓连同他的原名还是被自然淘汰了。他只剩下一个名字，那就是“小谢”。另有一位男同事叫王亚林，说起来也算是我校友，他是夜大生，脸白白的，倒不算什么过错，碰到谁都喜欢站下来拉呱上几句。他是靠关系给分配进来的，领导见他都点头哈腰。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没搞清楚，但是肯定是有个很硬的靠山。他就在那段时间忽然调走了，一点先兆都没有，说走就走。当时有很多人都想走，因为我们还在培训，没有创造效益，所以工资被压得很低，和在其他单位的同学相比，多的一个月要少几百块。对于忙着攒钱结婚的一茬人来说，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面对同样一个工程，市政府是用“几亿”来想问题的，厂长是用“几百万” 来想问题的，而我们普通工作人员是用“几百”来衡量得失的，所以矛盾在所难免，一时间全厂人心浮动。再加上原来该电站如果能顺利投产的话将是国内第一台超临界机组，想干事情的年轻人从中可以获得某种虚荣心的满足，但是现在这一拖，上海石洞口和河北石家庄都各有一台超临界机组率先投产了。而且他们进口的是三菱重工和瑞士苏尔寿的产品，非常先进，我们去参观过，大家普遍认为在那里工作是一种享受。而我们的机组呢，一次回路还凑合，集中体现苏联老大哥那种 “笨、重、稳”的风格，但是二次回路就不行了，只相当于西方五十年代初的控制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的机组还没有投产就已经被淘汰。为什么要引进这样一台机组？从决策开始就是一个明摆着的错误，而我们现在正被纠缠在这个越来越大的错误中无法脱身。小谢风闻了王亚林的事情，从外面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准备和厂领导就辞职一事再次理论。很多人鼓励他跟厂长闹，并且私下里把厂长一些不堪的事情统统倒给他，以增加小谢的战斗力。那些所谓的不堪的事情有些是事实，有些是传闻。比如有一个说法，说我们那位厂长其实是个苦闷的同性恋，谁操他屁眼，他就重用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走后门。尽管厂长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么回事，我还是不敢相信，但是小谢都把它们当事实牢牢记住了。要见厂长先得通过办公室李主任这一关，但是后者见谢伟刚来者不善就说厂长出差了。小谢守在厂长办公室斜对面的男厕所里，守了三天，终于等到了机会。厂长刚解开皮带，小谢就扑了上去。这一仗据说干得很厉害，厂长气得咆哮如雷。小谢不但没能达到目的，反而被勒令即日回厂报到上班，连病假也被取消了，另外还挨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我们想事情闹到这一步，小谢只好拍屁股走人，让厂里开除他。没有想到的是，小谢竟然就此回来了，带着一脸持不同政见者的表情和我们一道继续接受培训。大家都清楚，小谢往后可不愁没鞋子穿了。下班以后我大多呆在宿舍里，忙自己的事情或者睡觉。我们单位是筹建单位，单身宿舍楼刚刚破土动工，我们的临时宿舍是租的化工公司的，两个人一间，而我正好挂单，所以我鬼使神差地和化工公司设计院的一个小伙子住在一起。我的同事们都集中住在三楼，只有我住在四楼。我的同屋叫郝强，丹凤眼，高鼻梁，身材高挑，是单位里常说的那种比较便宜的白马王子。他是一个舞迷，舞跳得很一般，是那种开窍比较晚但是一开窍便不可收拾的舞迷，极少在宿舍呆着。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个同屋，经常有女孩来找他，而他不在，如果我心情好，我就接待她们。这使她们有机会认识到，其实我比我的同屋更有魁力。这节省了我不少时间，也使我更有耐心在屋里呆下去。当然也有郝强和女孩一起回来的时候，那我就得在大街上游荡了。这种时候并不多，他除了宿舍好象还有其它地方可去。后来我发现上门来的货色有点不对劲了，尽是一些正当年的少妇，火烧火燎的，我为郝强的趣味感到不安。那段时间小谢极为好斗，和谁都搞不好。他的同屋是武汉人，毕业于西安交大，和我一个专业，叫夏宇清，经常拿辞职的事情讽刺小谢，说好狗不走回头路。他还喜欢四处用小谢的名字开玩笑，他说什么叫小谢？小谢的“谢”就是凋谢的“谢”，或者就是早泄的“泄”，一个叫“小谢”的人你说还能于成什么事情？小谢气得快疯了，但是又不敢和夏宇清动手，因为后者练过举重，一身的腱子肉。这时我向他建议，我们不妨换着住，小谢听了对我感激不尽。就在他搬过去的第二天晚上，小谢下楼去打了一瓶开水回来，用饭盒把方便面泡上，再用脸盆把脚泡上，然后拿过一本英文版的计算机杂志来用程序把他的脑袋泡上。忽然从门外进来两个人，问小谢，掉到楼下的那件衬衫是不是你晾的？小谢一时想不起来，便踏上拖鞋到窗口去张一眼。但是他什么都没看到，在哪？那两个人也不回答，很轻松地把小谢提起来头朝下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一直无法对夏宇清这个人感到亲近。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嗅出气味不对，他是典型的我所不喜欢的那类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同屋相处，我们却成了朋友，直到现在都是说得过去的朋友。我虽然和夏宇清没有同过学，但是我能估猜出他在学校里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只有一点稍有出人，那就是我猜他是学生党员，但是他眼睛一亮，说不是，不过他又不无遗憾地补充说，本来大四的时候就人了，就因为学潮给耽搁了一下，申请材料、学校党组意见什么的也转到厂里，本来进厂一两年之内肯定也就人了，谁知厂里忙于新厂筹建，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这一档子事，所以又给耽搁了，所以直到现在还不是。夏宇清因为没有心情继续举杠铃，肌肉的品质明显地下降了，隆起的胸大肌变得丰润、松弛，更像是填了硅胶的乳房。这个人还喜欢穿那种老式的白背心，领口松垮垮的，春光尽显。他只要这样在宿舍里一晃，我的精力就无法集中。我非常认真地对他说，请你多穿一点。夏宇清低头自己看了一眼，笑了，还用双手把他那对乳房往中间挤，挤出一道无比幽深的沟来。那一天我失眠了，一直到凌晨才睡着一会，并且做了一个极为荒诞的梦。我梦见自己在狠狠地操着夏宇清的肛门，后来我发现不对，撅着屁股的那个人好像不是夏宇清，我拍了拍他，说，起来，起来，你他妈是谁呀？那个男人转过脸，朝我很妩媚地笑了笑。只见他的眼珠凸出，眼神乱走一气，不知道聚焦在哪里。我还是想不起这个人是谁。那个男人擦了擦额上排列整齐的虫卵似的汗珠，从旁边摸过一副眼镜来戴上，整张脸顿时严肃了下来。我这下认出来了，是我们尊敬的厂长。他穿好衣服，临出门的时候，留了一张名片在桌上，面带羞色地对我说，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这个梦让我恶心了好几天。一个年轻人初来乍到一个新单位，想要混，就得有点特殊才能才行，不然你很难打开局面。夏宇清可谓有备而来。麻将和白酒使他迅速地从我们这几十个同等资历的大学生中脱颖而出。麻将的武汉打法和南京打法有一些差别，但是夏宇清很快克服了这一点。喜欢摸两圈的都很欣赏夏宇清，因为据说他牌技精湛。也有人说他牌风很差，不过这是正常的，麻将打久了牌风都很差。而白酒在哪都是呼朋唤友的好办法，两杯酒下肚，不管老少，不管尊卑，全都称兄道弟。夏宇清把全厂上下的大小头目几乎喝遍了。喝酒的那天，夏宇清肯定会买上一包好烟，拆封拆得很仔细，锡纸只撕开方方正正的一个口子。在酒桌上夏宇清总是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递给某位领导，然后一手拿着火机，另一手手指并拢严密地罩着火，就像在风中一样帮领导点上烟。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些领导都向夏宇清吐了真言，而且吐了又吐，那就是许诺要提拔他。可惜他们的话都不管用，在提拔问题上我们厂只有厂长一人的话管用。说到这位厂长，他实在是一个很滑稽的人物。厂长责任制使一个快要退休的中年人尝到了大权独揽的滋味，他靠不断地撤换中层于部确立起自己的威信，然后他便变得行踪诡秘，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办公，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喜欢吃辣，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老婆孩子，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喜欢唱卡拉OK。但是一到上级来人视察或者工程告一段落的仪式、七一、国庆等场合，他便像彗星一样出现了，前呼后拥，频频和下属握手，说几句高屋建领的话。厂电视台的任务和中央电视台有些类似，但是更为卓绝，要把一个全部投产以后也就几百号人的小厂的厂长拍出国家主席的风范来毕竟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我估计他老人家临睡前也要翻一翻《容斋随笔》。这样一个厂长用麻将和白酒肯定抵达不了，夏宇清劝自己稍安勿躁，慢慢来，一口吃不出个胖子。但是话说回来，四年了也没吃出胖子的意思，夏宇清就有点撑不住，他开始怨天尤人起来。有一大我回到宿舍，发现那张堆满杂物的桌子给腾了出来，上面放着几个熟菜和一瓶白酒，夏宇清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吐着烟圈。我一看头就大了，因为平常我最烦这个家伙把酒席开到宿舍里来。但是这一次有些意外，那桌上的酒菜竟然是为我准备的，我是他那一天唯一的客人。虽然我难免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但是还是注意到了两个细节，其一那瓶“洋河”只剩大半瓶，显然是上一次酒宴剩下的；其二，桌上的那盒烟拆封是拆得很细致，和往常做的一样，但是不是“红塔山”而是“红梅”，所以就显得他的拆封方式有些多余。夏宇清往两只漱口杯里把大半瓶白酒平分成两份，然后递给我一杯，像一个平易近人的领导一样对我说到，来，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喝一次酒啊，我们还是第一次吧？他没有穿那件我所讨厌的松垮垮的大白背心，穿了一件黑色的紧身背心，但是我还是受不了，我对他说，喝酒可以，但是你必须多穿一点。夏宇清有些不悦，但是还是克制住了，从旁边拽过一件衬衫来套上。衬衫敞开着，使里面的黑背心更像是乳罩，使乳罩下那对乳房若隐若现，更为生动。我对他说，还是不行，你必须把扣子扣上。夏宇清把酒杯往桌上重重地一跺，眼睛勒成了三角形，刚要发作忽然又无奈地摇摇头，向我抱怨说，妈的，你有病啊，这么热的天！没错，我确实有病，想和一个病人面对面地喝酒受点罪是正常的。夏宇清把扣子扣好之后感到很不自在，坐在那半天就是不看我，最后他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一切都好了，脸上所有的不愉快都被一扫而光，他举起杯碰了一下我的杯子，然后抿了一大口，放下杯子，扯过一只烧鹅腿来啃。我杯子刚举到嘴边忽然间到一股浓重的牙膏味，而且是那种我最不习惯的“中华”牙膏的甜丝丝的气味，我皱着眉把杯子又放下了。这下夏宇清可再也忍耐不住了，“啪”地一擂桌子，指着我的鼻子骂了起来，你他妈的太过分啦！老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热脸子贴你的冷屁股，你他妈的还不知趣！我对他说，简直是笑话，谁叫你来贴我屁股的？我的屁股是随便可以贴的吗？夏宇清一时噎住了，无言以对，“霍”地一下把隔在我们之间的桌子移到了一边，然后攥紧双拳恶狠狠地瞪着我。这会儿我非常镇定，很多天以前我就认为我们迟早会干一架，如果有些问题只能通过干一架才能解决，那就干一架吧。我不喜欢打架，但是一旦打起来，下手特别黑。夏宇清最终没敢动手，又把桌子拉回来，然后坐下顾自喝酒。他并不是怕了我才没动手的，他是怕和同事打架的事传到领导那里影响不好，和同事搞不好关系的人又怎么能当领导呢？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后来我见过夏宇清打架，非常生猛，一拳就蹦了对方的三颗门牙。被打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化工公司的白马王子郝强。回到那天晚上，夏宇清愤愤地把衬衫的纽扣全部扯开，一个人埋头喝闷酒，我也没法在屋里再呆下去，便出去瞎转。转到夜里十二点多才回，我估计夏宇清如果没出去打麻将也肯定在床上裹住毯子打麻雀了。但是他还在桌边安安静静地坐着，似乎在等我。他想干吗？这一次我倒是多少有点紧张，我怕他等我睡下了再有什么举动。夏宇清懒洋洋地抬起一双迷离的醉眼看了我一眼，拿起烟盒，想从中弹出一根烟来，但是他的动作很不利索了，弹了好几次才把烟弹出来，弹到了地上。他吃力地弯腰把烟捡起来，突然递给了我。那一夜的谈话我已记不太清楚，他显然已经醉了，舌头发硬，每句话都要重复上两、三遍。他死沉死沉地压住我的肩头，和我套近乎，说我们都是外地人，没亲没故的，在这里混不容易，要互相帮助。我急于给他的第一个帮助就是把他挪到床上去，为此我还问了腰，有一个星期只能歪着走路。看来我这个人不能随便帮助人，天生不适合干这类事。把夏宇清安置好以后，我歪着身体去盥洗间刷牙。这牙也刷得很不爽，因为漱口杯里有一股酒味。我想人与人相处也是这么回事，气味不对就最好不要搅在一起。我可以接受饭香和粪臭混合，但是坚决反对酒和牙膏在一起。我回到宿舍刚准备躺下，夏宇清忽然从床上梦游一般地坐了起来。他先像傻子似地咧嘴笑了笑，然后说要问我一件事情。他语气非常神秘，像是在谈论鲜为人知的藏宝图，生怕隔墙有耳。但是我听后告诉他，这份藏宝图全厂上下人手一份，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他说的就是我们厂长身后的那个眼，那个飞黄腾达的秘密通道。夏宇清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说这是真是假？我有些不耐烦，回答他说，当然是真的。夏宇清想了半天，忍不住又问了我一句，那么，那么，那样干不是不太卫生吗？我说，为什么？夏宇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会碰到屎吗？我说，这我不知道，但是对想走秘密通道的人来说，屎是肯定挡不住的吧。夏宇清还在那里较真，他用手比划着说，还有，怎么塞得进去呢？不可能呀。我有点来火了，我对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厂长的那条通道肯定已经扩容过，非常宽敞了，有句话怎么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我说夏宇清，你不妨走一走秘密通道嘛，说不定一进门就能看见一级一级的台阶，往后就好混啦。我说完有点后悔，担心这个醉鬼注意到这是对他显然的侮辱，跟我翻脸。没想到夏宇清陷入了沉思，眼睛半开半闭的，天啦，他是真的动念了。过了好长一会儿，夏宇清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到，不行，不行。我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行？夏宇清愣了一下，然后又咧嘴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就又躺下了，头刚粘到枕头就打起呼噜来。谢伟刚轻盈的身体被二楼的晾衣架格了一下，掉了个个，摔到了楼下的垃圾中。他晕过去了。我怀疑他在没落到地面以前就已经被吓得晕了过去。那一天正好是周末，整座单身楼没有多少人呆在房间里，呆在房间里的也没有一人注意到这次未遂的谋杀。谢伟刚在成群老鼠的监护下一直躺到后半夜才醒。他一醒来就感到疼痛难忍，动弹不了，于是乎不顾一切地哇哇大哭起来。他被送到了医院，检查的结果像是一个奇迹，全身除了几处软组织受伤以外，并无大碍。厂领导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协助当地派出所进行了调查。但是调查的结果对谢伟刚很不利。因为房间里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门锁得好好的，大家再联想到谢伟刚这段时间精神压力比较大，平常又有点神神叨叨，所以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应该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为了不再刺激小谢那已经被证明是脆弱的神经，领导关照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情。厂长办公室的李主任代表厂长到医院看望了谢伟刚，转达了厂长的意见，人生的路还很长啊，你实在想走的话，再打一份报告上来嘛。小谢很敏感，嗅出了其中的意味，不堪其辱，死活赖在医院里，不肯出院。我自觉在这件事情中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去找郝强，只有他能提供有效的线索。但是郝强却认为我的看法是无稽之谈。两天后他不这么看了，他的脑袋被角钢砸通了，不再有任何看法。满头是血的郝强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小谢这才肯从医院里出来。他一出来，就再次向厂领导递交了辞职申请。谢伟刚整个人处于虚脱状态，逢人便说这个地方说什么也不能再呆下去了，再呆下去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除了厂长，其他厂领导都对小谢抱同情态度。厂委专门开会研究了这件事，最后给了小谢一个明确答复。要走可以，但是必须赔偿这些年在他身上花去的培训费，具体数目有待财会部来具体核定。这是一笔烂帐，而且这么算烂帐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哪像什么国家干部，完全是包身工，是妓！离开了还要交赎身钱。小谢据理力争，向厂方索要这些年的青春损失费。厂长像一个老练世故的老鸨，认为那个叫小谢的姑娘蹦达不出什么名堂，仍然一如既往地采取高压政策，结果造成了一次不必要的人员危机。以金志扬为首的四个人由于看不惯厂领导的作风先后递交了辞职书，他们不等厂里的答复就走了，最后是被厂里以累计旷工超限为由开除的。这四个人都是计算机专业的，肩膀上扛着的是一颗电脑而不是人脑，所以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我们厂计算机专业老少算起来总共才八人，现在去了一半，再加上谢伟刚去意已决，所以这个专业实际上已经垮了。厂领导这时慌了手脚，一面打报告去局里再要人，一面拼命安抚。即使在这种时候，领导仍然势利得很，主要安抚计算机专业的人，对其它专业仍不予置理，因为他们清楚，比如像我所在的这个热能专业，专业性很强，适用面很窄，想跳也跳不到哪去。金志扬他们四个人后来温得怎么样，是厂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部分人的心里并不希望他们好，我知道，他们最想看到这几个人四处碰壁最后像条狗似地爬回来。但是事与愿违，这四个人混得都还不错，于是大家就不再谈论他们了。我所了解的他们四人的情况大致如下。金志扬，在一家规模很大的香港人开的电脑公司工作，勤勤恳恳，终于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升为该公司的业务主管，月薪上万，下面管着近百号人。据说他现在发福得厉害，说起话来和我们厂长一个味道，只是稍带香港口音。李明吴，先和几个朋友在珠江路合开了一家小电脑公司，经营得有些艰难，后来挂靠省政府下属的开发公司，事业开始转机，成功地承包了省证券公司等几家单位的网络系统，赚了大钱，买房买车。我们的副厂长还涎着脸求李明吴办过事，因为据说后者和省里的领导关系很不一般。余江，是四个当中和我最熟的一个，迅速地放弃了他的专业，成了一个投机商人，做过股票、期货，又卖过VCD 、灶具、大米和聚乙烯。而且还开过饭店。都说这小子最发达，但是有多发达，谁也不清楚。今年年初我在街上碰到他一次，他一直看着我身后的某个地方，我们没有打招呼。最后一个，胡锦标，回到了老家江西，在九江的一家石化企业上班，还是捧铁饭碗，只是挪了个地方。谢伟刚仍然坚持要以辞职的方式离开，相对于金志扬他们，大家都觉得他的做法有些猥琐。就像一个人始终在跟你告别，但他就是不走，确实让人心烦。幸好小谢经过前面那些事，对别人怎么说已经不太在乎，他自有自己的一套。厂方急于息事宁人，让谢伟刚早日交钱走人算了。财会部创造性地计算出了赔偿金的数目人民币伍万元整，扣除国家规定的应该发放给辞职人员的安置费一万元，剩下的就是小谢的赎金。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了，谁如果想赎回自由之身的话，就必须攒足四万块。小谢听到这个数目差点被吓得当场昏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厂方主动把赎金的金额砍了一半下来，据称这已是跳楼价，无论如何不能再降了。但是小谢还是拿不出这笔钱，就是把他当老鹅剁了，也不值两万块。怎样在短时间内挣到两万块？大家都来给小谢出主意。小谢专门拿出一个小本子把众人的建议—一记下，他干得很顶真，一边记还一边问个详细。一，募捐。先在厂内搞一次小范围的募捐试试，在化工公司的男、女单身楼各设一个募捐点。二，黑河。中俄边境贸易虽然已不像前二年那么火爆，但是仍然不妨一试，倒腾一车羽绒服给老毛子，再把老毛子的钢材倒腾一车回来，这一来一往两倒腾，说不定就发了。由于我们厂进口的是前苏联的机组，所以我们都接受过俄语培训，这回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听说黑河已经不行了，绥芬河是眼下最热的贸易中转站。还有个问题，本钱从哪来呢？三，卖。什么东西能卖出钱来就卖什么。卖血？估计身体不合格。卖身？有些不合法，而且想卖不一定有人想买。厂长那里可能就有一笔生意可做，但是摸不清他到底想被操，还是想操，如果是前者可以考虑，如果是后者呢？四，偷。工地上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仪器、电缆什么的，有的是，而且热工方面有些电接点都是铂金的，选个时机下手就成。既然单位对你不仁，你大可以不义，这不算什么。撬那些老职工的工具箱，他们大多背着老婆存了些私房钱，拿了这种钱不用亏心。五，征婚。在报纸上登一则征婚广告，把自己描述成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女郎，注明每位应征者必须交纳五十元应征费。这太像一个骗局，不行，广告中还是先不要提钱的事情。但是提肯定是要提的，关键是什么时候提最合适、最自然。还有联系地址落在什么地方？六，结婚。相邻的钢铁厂正好前不久有一位职工死于意外事故，他的遗孀刚得到几万块抚恤金。找人牵一下线准成。七，摸奖。把这个月工资统统拿去买福利奖券，像你这么自信的人，肯定有这个运气。八，自残。把左手无名指剁了，扔在厂长办公桌上。看他还敢跟你要钱……就在谢伟刚拿不定主意实施几号方案的时候，厂方又作出了惊人的让步。小谢可以立刻以辞职的名义离开，那两万块先欠着，什么时候补交上，什么时候来把档案转走。并且有个别同情小谢的领导暗示，欠公家钱你不用怕，又不是欠私人钱，过一段时间再来，可能那两万块就不收你的啦。我当时也为小谢感到高兴，别在这瞎混了，出去好好干，成不了中国的比尔一盖茨，做一个拔尖的软件设计师总是可以的吧。但是小谢在这关口忽然又不走了，并且拒绝作任何解释。所有关注这件事情的人都感觉受了嘲弄。厂长没有那么好说话，他说我们厂又不是什么旅馆，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你现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僵持的双方眨眼间互换了一下角色，小谢赖着不走，厂方坚决撵他走。和想走的小谢相比，不想走的小谢显得更加可怜。计算机专业因为人数少，暂时划归发电部代管。发电部许主任按照厂长的旨意，停止了对谢伟刚同志的日常工作安排，连小谢的办公桌也收回，分给了新来的同事。人事部中止了谢伟刚的工资关系，连每个月劳保用品也没小谢的份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谢伟刚坚持坐在办公室的一角，即不迟到也不早退，像一盆造型奇特的仙人球。看不下去的又来给小谢出主意了，谢伟刚立刻采纳其中的一条。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保证书交到厂长办公室，并用毛笔誉写了一份大的贴在办公楼的楼下。保证书中称呼厂长为“我们英明、伟大而又善良的厂长”，我看了差点吐出来。没有想到的是厂长本人看了也不高兴，他责令谢伟刚立刻把贴在楼下的那张揭掉，说，这是办公的地方，不允许随便乱贴乱画。谢伟刚和那张保证书一起从办公楼里消失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一头病倒在宿舍里。再接下来，他的父母从外地赶来了。我们有幸见到了这位电脑天才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各方面均很正常。他们什么也没有，只能哭哭啼啼去请求每一个他们认为是领导的人。最终厂长动了恻隐之心，让小谢留了下来。但是留下来的小谢反而给人一种彻底走掉了的印象。如果简单地把小谢当作一个神经病来看待，这一切都很好解释。但是如果把他当作和自己大差不离的人的话，想解释他的行为就有一定的困难。他为什么忽然又不走啦？总结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厂里职工普遍的看法，大家认为谢伟刚见金志扬他们走了，计算机专业所剩无几，他留下就可以弄个计算机组小组长干干，以后计算机专业如果独立出来，成为计算机部的话，那他不就是部主任啦，算起来也是一个副科级啊。其二，是郝强后来回忆起来的，他说谢伟刚正是在那段时间第一次在宿舍见到殷红霞的。后者是化工公司下属磷肥厂的一个操作工，圆脸，白胖，皮肤富有光泽。没有碰过她的人都说手感很好。小谢看到她就没魂了，还流口水，但是殷红霞对他不太在意。郝强答应帮小谢好好凑合凑合。就是说小谢是因为爱情而决定留下来的，这种解释特别圆满、堂皇。第三个说法来自谢伟刚自己。事情过去很久以后他才向我透露的，并且要求我为他保密。他说就在他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大便带血，他的精神顿时就崩溃了。从四楼的高度被人掀下去，怎么会什么事都没有？小谢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快要到来。便血现象持续了十多天，越焦躁，血量越大。他没有勇气声张，更没有勇气去医院检查，只是本能地感到这种时候继续缩在公费医疗制度中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的小谢还是经常便血，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过他已能泰然处之了，他知道肛裂不算什么大毛病。就像第一次来月经让一个小姑娘不知所措，第一次便血使我们的小谢失去了方寸，这就是谢伟刚想让我接受的解释。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将信将疑。这时候夏宇清表现得非常活跃，他振振有词地说，看看，我说的没错吧？一个叫“小谢”的人能干成什么事情呢？他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他说，谢伟刚同志本来倒是可能有些勇气的，但是就是被“小谢小谢”地叫坏了。一天至少要听五十遍“小谢”吧？这是一种可怕的心理暗示，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再伟大、再刚强的汉子也经不住这样的消磨，长此以往不萎掉才怪呢。大家觉得夏宇清说得有一定道理，一时间“小谢”作为一种说法在厂里迅速风行起来。“小谢”这个词的词义和词性在运用中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有时是早泄的意思，有时是阳萎的意思，有时既不阳萎也不早泄，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说，看到一个有家室的同事早晨来上班时脸色不好，有人就会问他，昨天晚上是不是跟老婆“小谢” 了一下？有时是在原初意义上运用的，有时又是在比喻或者各种延伸意义上运用的。真是天知道。后来这个词又衍生出一层半途而废、流产、失败的意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个耗资巨大的电站工程肯定要“小谢”的。昨晚上的球赛你看了吗？看了一半，操，中国队看来要小谢到底了。我看不一定，还有戏。有个屁戏呀，你看那队员一个个的小谢样，看了就来气。不能这么说嘛，要说小谢，上一届多小谢，还不就差一点就冲出去啦？什么叫差一点？不差一点我们能说他小谢？这次你看着，还是差一点！我看不一定，我就不信这个邪，就是小谢嘛也有翻身的时候。你敢跟我打赌吗？我们不赌多，就赌一百块怎么样？我不跟你赌。看看，小谢了吧？脱离说话时的语境，就无法把握“小谢”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话又说回来，有时即使你深人到当时的语境中，也还是搞不懂“小谢”是什么意思。夜班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一个同事看着天上的星星没头没脑地发了一句感慨：小谢啊小谢。我完全懵了，就像听到有人对我说“生活啊生活”一样，我想，也许我永远也搞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游戏在办公室里被玩到了极限，然后大家都厌倦了，都不爱这么说了。就像有人发口令一样，说不玩就全不玩了。“小谢”这个词就像一粒盐，在口水中完全地溶解了，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嘴里会觉得似乎还有一点点咸。为了稳定涣散的军心，厂部决定让我们提前进人工程现场。整个电站工程分别承包给了省电建三公司和东北电建一公司。这两家公司又把工程分成若于个小工程承包给若干个很难接到活的小安装单位。省中心电力试验所的调试组也开始了他们的前期工作。当然还有大量灰头土面的农民工，像乌云似地盘旋在工地上。所以现场的人员非常庞杂。我们的任务是熟悉设备，检查缺陷，为下一步的工程验收乃至第一次冷态试验做准备。有十多个来自乌克兰的工程专家和我们一起工作，他们非常敬业，整天在工地上跑，对电建公司的安装质量极为不满。但是电建公司把他们的意见当耳边风，还经常嘲讽他们。一个国家沦落了，又乱又穷，来自这个国家的专家也难免被看作是难民。虽然他们在这里仍享受专家的待遇，有大把的美元可赚，但是他们平常生活俭朴，净买市场上那些没人买的便宜货，所以连当地的小市民也把他们当作便宜货来对待。我们被分成了四个组，和电建公司一起三班倒。就是没事也必须呆在工地，因为那是正常上班，还要考勤。我和夏宇清在一组，他是我们这一组的小组长。终于当上官的夏宇清对我这个同屋特别照顾，尤其是在大夜班，他一个人在值班室顶着，让我们这些组员各自找地方睡觉。天气暖和的时候，睡觉的地方比较好找，随便找个平台什么的就可以倒下，但是进人十一月以后，睡觉的地方就很有限了，电建公司的值班室有一张床，但是总是人满为患。没地可去的我们只好聚在值班室，趴在桌上打吨。有人带了一只小半导体来，收听电台的“午夜心桥”之类的节目成为大夜班的主要内容。但是听多了也就腻了，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打电话去向主持人倾诉的人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婚姻变故的，一类是阳萎的，他们的开场白一样，都是“我有一个朋友……”。值班室里有部电话，大家闲得无聊便轮流给电台打电话，冒充阳萎患者以博得主持人的安慰和广大听众的同情。为了避免打电话的人说一半忍不住笑起来，我们只留打电话的在值班室里，其余人都呆在屋外围着半导体收听。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夏宇清说得最好，他把阳萎患者那种欲言又止的状态拿捏得恰到好处。甚至有人因此怀疑夏宇清本人说不定就是一个阳萎也未为可知。以后的每一个大夜班我们都要求夏宇清组长为我们表演一下，如果不答应，我们就集体罢工。终于有一次夏宇清给搞烦了，我们从半导体中清楚地听到他说着说着突然对主持人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句：我操你妈！我们被吓呆了，但是主持人处惊不乱，他说，刚才出了点技术故障，串线了，我们让导播再接一个电话进来。喂，喂，你好…… 到凌晨四五点，我出去撒尿，然后搓着手四处转了转，用寒冷的空气来抵抗难以遏止的困意。在四班三倒制中，一般来说这第二个大夜班最难将息。转到电建公司值班室时，我从窗口意外地看见里面那张床空着，值班室也空无一人。我二话没说，打开门进去就和衣躺下了。床上垫的还是草席，被子也不厚，而且有些板结，但是对我来说这已经比我的梦乡更接近天堂了。我躺下以后觉得被窝里似乎还有些热气，觉得有点蹊跷。果然没一会儿门被踢开了，一个卷毛的年轻人一路喊着寒冲了进来。他一直冲到床边才看到我，他惊叫了起来，哎呀，你是谁呀，可真有你的，我出去拉了一泡屎，窝就给占啦！他一口东北口音，下巴上有一个大痦子，经常在工地上遇到，我记得他，相信他也觉得我面熟。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懒得解释，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给他让窝。但是这个年轻人摩擦着膝盖说，算啦算啦，往里面去一点，躺得下两个人的。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这个方案，身体往里侧挪了挪。卷毛一撩被子的另一头也躺了上来。经过一番细微的调整，两个人都找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不再动了。我听到卷毛说，好，好，刚才我一个人睡还有点冷，现在暖和多了。我把肩膀旁边的被子掖掖好，以便把他脚的臭气尽可能地间在被子里。没一会儿卷毛就睡了过去，我的脚从他背部感觉到他的心脏收缩得很有力。我一直没能睡着，但是这么躺着就很满足了。躺到差不多吃早餐的时分，我悄悄地爬起来，回到了我们的值班室。看看同事们那一张张蜡黄的、幽灵般的脸，我觉得自己这一夜过得还不错。两个大夜班之后有一天休息，然后接一个小夜班。我比较喜欢上小夜班，因为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这段时间我本来就不知道干什么好。再加上工地上六点钟送晚饭，十一点送霄夜，伙食虽不算太好，但是对一个单身汉来说绝不差了。这一天的小夜班我刚到值班室还没摘下安全帽就听说东北电建公司前天上午死了个人，是在工地上那部临时电梯里摔死的。电梯门打开的时候，电梯并没有上来，这个不走运的小伙子一脚迈了进去。我马上条件反射般地想到那个卷毛，但是不敢说出来，更不敢去证实，生怕一语成谶。大家是把这件事当个喜讯来传播的。因为老安装工人有一个说法，一个大工程不死个把人、不见血是上不去的。这下好了，我们的工程有希望了，所有为这个工程工作的人似乎也有希望了。晚饭前同事们把这件事和小谢那件事不厌其烦地作比较，说两个人都是从差不多的高度摔下去的，怎么一个人没送到医院就死了，而另一个人可以自己走到医院又自己走出来？当然谈到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答案，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晚饭后发电部许主任来了，他说发电部明天上午要派两名代表去参加追悼会，有谁愿意去？去的人今天可以早点回去休息，还可以挣到半天补休。结果报名想去的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觉得与其在这上班空耗着，不如去参加追悼会。许主任让夏宇清负责这件事，关照他跟工程部联系一下，因为工程部明天也要去人，是一起买个大花圈还是各买一个小花圈什么的跟他们商量着办。许主任一走，大家一拥而上拉扯着夏宇清的衣角，去争取那个剩下的名额。夏宇清并不急着作决定，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最后他被缠得没办法就指着桌上的饭盒说，谁把我的饭盒洗了我就让谁去。有几个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另外几个转脸扑向饭盒。夏宇清的饭盒就在我手边，我一把把它夺过来，再拿起我自己的饭盒便起身出了值班室。我也想去，不是想去参加追悼会，而是想得到那半天补休。洗完饭盒以后我就名正言顺地回宿舍去了。夏宇清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宿舍，并且搬了一只大花圈回来，他说这么做是为了走的时候方便一点，明天一早工程部有车来接。花圈支起来，把房间里的空都撑满了，上面的挽联还空着没写。夏宇清要我帮他记着，明天一到地方就先打听一下死者的姓名，然后补写挽联，千万不能忘了。他刚躺到床上，忽然听到隔壁好像有打麻将的声响，便又把裤子重新套起来，兴冲冲地出去了。那一天我睡得非常糟糕。窗外有风吹进来，把花圈上的挽联吹得沙沙响。我又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灯，把窗户推开又重关了一遍。大概到了两、三点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但是睡着没一会儿，就有人推我的肩膀，让我醒醒。是夏宇清，他好象刚从外面打牌回来。头顶上的日光灯刺得我睁不开眼。我问他，干嘛？夏宇清压低了嗓门对我说，那个挽联怎么写上啦？我被吓得睡意全无，从床上跳了起来。我来到花圈前，把卷过去的挽联翻过来一看，没错，上面几个楷体字赫然在目：谢伟刚同志永垂不朽！夏宇清始终站在我的身后，让我总觉得脊梁骨发凉，我叫他他妈的给我站到前面来。夏宇清畏畏缩缩地上前用手摸了摸挽联上的墨迹。他低头看了看手指，对我说，是刚写上去的，我出去的时候有人进来过吗？我想了想说，没有。门锁得好好的，谁能进来？我们两个人越想越没头绪，越想心里越发森。夏宇清点上一支烟，忽然对我说，谁写的无所谓，但是那个小谢不会……我觉得有必要上楼去看一看。夏宇清一把把挽联扯了下来，揉成一团，扔到了墙角，他说，算啦，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夏宇清拗不过我，最后只得跟在我后面上了楼。我们沿着走廊一直走到最尽头那个房间的门口，然后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没人答应。我又重重地敲了两下，还是没人答应。夏宇清叫了两声小谢的名字，又叫了两声郝强，仍然没人答应。我这时想起我的钥匙串上还保留着一把这个房间的钥匙，但是钥匙串纳在屋里了。我让夏宇清在门口等一会儿，我下楼去取。等我拿了钥匙串再上来的时候，发现门已经开了。郝强睡眼惺松从门缝探出一个头和半截裸露的上身，不停地打着哈欠，他问，于嘛？深更半夜的，闹鬼啊？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小谢在吧？郝强很诧异，说，哪个小谢？我说，还有哪个小谢！谢伟刚呀。郝强说，不在，他有几天没回来住了。夏宇清质问到，几天没回来，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郝强有点不耐烦了，回了一句，怪我？我上我的班，你们上你们的班，他有什么事我怎么知道？夏宇清毫无必要地呛了起来，你怎么不知道？住一个屋的，你怎么不知道？郝强说，笑话，你不也跟他住过一个屋吗？我连忙打断了他们的话，别吵，别吵，小谢真的不在屋里吗？郝强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不在，还骗你不成？夏宇清说，让我们进去看看。郝强有些慌乱，说，那不行。跟我们说话的过程中，郝强一直留神堵在门口，不打算让我们进去。夏宇清说，有什么不行！他伸手猛地一搡，门就开了。郝强差点被门撞倒。我伸手在墙边摸到了电灯线，猛地一拉，日光灯闪了几下，亮了，但是开关线被我拉断了。郝强指着屋里愤怒地叫到，你们看！你们看！在哪！在哪！小谢确实不在屋里，他的床上没人，堆着被子、衣服和书，非常凌乱。这时郝强的床上一个白胖女人坐了起来，用被子裹住胸前。我觉得很过意不去，赶快扒住郝强的双肩向他道歉。郝强气极败坏地把我的手格到一边。我对他说，我们马上就走，再耽搁两分钟，我们稍微找一下，看小谢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夏宇清和我手忙脚乱地在小谢的床、办公桌和柜子里漫无目的地翻找起来。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床上的女人插了一句嘴，她说，那个枕头下面好象有个纸条。我们一看，果然有一张便条，是那种带孔的打印纸。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小谢的遗言，上面没头没脑地写着几句话：辞职算什么，现在我把生活也辞了，看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我和夏宇清看了心里都很难受。我把纸条递给郝强看。后者这会儿怒气已消了大半，看完后反过来安慰了我们两句，别那么悲伤，小谢这个人说不准的，说不定什么事也没有。临出门的时候，我想应该跟那个床上的女人也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我越过郝强的肩膀定睛一看那个女人，顿时就呆了，那不是殷红霞吗？我把郝强拉到了一边小声地对他说，你不是答应把殷红霞介绍给小谢了吗？郝强满不在乎地说，对呀。我有些着急地说，对你妈的头啊对！介绍给小谢的，你还睡！郝强说，是这样的，我答应小谢以前就已经睡过了。我说，那不管，答应以后就不能再睡啦！郝强回头看了一眼殷红霞，把我拉到了门外，并且把门虚掩上，然后说，你别跟我搅和啦，女人这东西睡一次是睡，睡一千次也是睡！反正已经睡过了，再睡一次又何妨？夏宇清凑上来，异常激动地说，这次睡和答应前的睡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郝强用胳膊肘把夏宇清不客气地往旁边一拱，没你事！我沉着脸没说话，大家都没再说话。郝强还光着膀子，被冻得有点受不了了，他语气软了下来，对我说，好吧，这里面是有点小问题，我承认，但是你知道的，自从上次头被砸了以后，这方面我特别小心，很多女人我都不敢沾了，能睡的女人实在寥寥无几，我也是给逼出来的。话说到这份上，你如果还要骂我，我也就没办法了。说完，他就想回到屋里。我的头脑清醒下来，我觉得过分地指责郝强确实没什么道理。这时没想到旁边的夏宇清忽然大叫到，我操你妈！小谢现在生死未卜，你却在这里睡小谢的女人，我饶不了你！话音刚落，郝强便仰面倒在屋里了。他从地上艰难地爬了起来，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低头把三颗门牙吐在自己的手心里。没有了门牙的郝强怎么看都像是在笑，一边笑，一边汩汩地往外流血。第二天早晨，我们早早地就把花圈抬到楼下等着。我还特地换上了一套我平常最不爱穿的深蓝色的厂服，在我的家当中，这套衣服是最庄重的了。赶着上班的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小谢也夹着包匆匆忙忙地从楼上下来，他问我，这是干吗？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他就跨上自行车没命地蹬了起来。工程部的车说好八点到的，结果八点一刻才到。追悼会是九点开，从我们这到十字岗殡仪馆还有好远呢。车一到，麻烦也来了。工程部派了一辆桑塔纳来，根本没法拉花圈。夏宇清问他们，昨天不是说好派一辆依维柯的吗？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那个家伙说，没有啊，没人跟我讲啊。夏宇清急得团团转，他说，怎么没讲，我跟你们了主任丁大头说好的呀！那个家伙还是坚持说，没有，没人跟他讲。平常我们最讨厌工程部的人。在这整个生产筹备过程中工程部的人认为只有他们在干事情，其他部都在吃干饭，所以他们总有那么一点优越感。当然工程部的家伙最让人不可忍受的缺点是，奖金太高，远远地高于其它部的。夏宇清跟他们交涉了半天，没有结果，工程部的车顾自开走了，他们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夏宇清骂骂咧咧地向我走过来，他让我在原地等着，他去打电话。他满有把握地说，没关系，我让办公室李主任派辆车就是了。我也相信我的同屋有这个能耐。但是十分钟以后夏宇清坐在一辆马自达的后面“笃笃笃”地回来了。他说，真是不巧，李主任到局里开会去了。不能再等啦，我们还是坐这辆马自达先去吧。好像也没有其它选择，我们并排坐在马自达的后面，一人抓住一根花圈的支架，花圈把我们两个人完全覆盖上了。马自达一开起来，我们就知道今天非迟到不可。夏宇清还在抱怨工程部的那帮混蛋，他可能觉得很没面子。我倒是觉得无所谓了，反正现在我们被花圈这得严严实实，也没什么面子可言。马自达吃力地爬坡的时候他忽然转脸对我说，其实我可以直接给厂长打个电话，但是这么小的事就去麻烦他，有点不好意思。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话，夏宇清用膝盖夹住花圈的支架，腾出手来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张名片来递给我。我看了看，是厂长的名片，名字前面有一大堆头衔，我总觉得这张名片在哪见过。到了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刚跑下一半路，所以我向夏宇清建议，算啦，我们不去了吧，去了也不赶趟，人肯定已经烧成灰了，把花圈找个地方扔了，然后回去吧。夏宇清有些犹豫，他的顾虑在于这样做无法向厂里交待。不过他最后还是被我说服了。我们从马自达上下来，夏宇清付了车钱，向车主索要发票。马自达司机说，你真会开玩笑，坐马自达哪有什么发票，从来没人跟我要过！我四下里看了看，想发现一处可以扔花圈的地方。说扔好像很简单，但是真要你扔就没那么方便了。街上的人都用眼睛盯着，我和夏宇清扛着花圈足足走了三站路，也没能找到地方把它扔掉。个能耐。但是十分钟以后夏宇清坐在一辆马自达的后面“笃笃笃”地回来了。他说，真是不巧，李主任到局里开会去了。不能再等啦，我们还是坐这辆马自达先去吧。好像也没有其它选择，我们并排坐在马自达的后面，一人抓住一根花圈的支架，花圈把我们两个人完全覆盖上了。马自达一开起来，我们就知道今天非迟到不可。夏宇清还在抱怨工程部的那帮混蛋，他可能觉得很没面子。我倒是觉得无所谓了，反正现在我们被花圈这得严严实实，也没什么面子可言。马自达吃力地爬坡的时候他忽然转脸对我说，其实我可以直接给厂长打个电话，但是这么小的事就去麻烦他，有点不好意思。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话，夏宇清用膝盖夹住花圈的支架，腾出手来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张名片来递给我。我看了看，是厂长的名片，名字前面有一大堆头衔，我总觉得这张名片在哪见过。到了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刚跑下一半路，所以我向夏宇清建议，算啦，我们不去了吧，去了也不赶趟，人肯定已经烧成灰了，把花圈找个地方扔了，然后回去吧。夏宇清有些犹豫，他的顾虑在于这样做无法向厂里交待。不过他最后还是被我说服了。我们从马自达上下来，夏宇清付了车钱，向车主索要发票。马自达司机说，你真会开玩笑，坐马自达哪有什么发票，从来没人跟我要过！我四下里看了看，想发现一处可以扔花圈的地方。说扔好像很简单，但是真要你扔就没那么方便了。街上的人都用眼睛盯着，我和夏宇清扛着花圈足足走了三站路，也没能找到地方把它扔掉。你真会开玩笑，坐马自达哪有什么发票，从来没人跟我要过！我四下里看了看，想发现一处可以扔花圈的地方。说扔好像很简单，但是真要你扔就没那么方便了。街上的人都用眼睛盯着，我和夏宇清扛着花圈足足走了三站路，也没能找到地方把它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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