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到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一个汉学讨论会，顺便到京都周围转了一下，总共呆了十二天，认认真真看了一下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才比较深刻起来。 我以前曾经到过日本两次，都是在飞机转机的时候到东京小住，住在亲戚的家中，由他们带着到街上去观光旅游，然后离开。但那是真正的走马看花，只在中国人的圈子中了解日本，回来后人们问我日本印象，我只能说，地方太小，特别是房子太小。我住在亲戚家中的地铺上，早上起来想要打个哈欠，伸手出去，手却碰到了家具。当然，那时因为持有中国护照美国绿卡的人可以在东京免签证呆三天，属于顺道旅游的性质。这次就不一样了，我进了日本之后可以免签证呆上九十天，那签证官还特别客气，看了我的护照之后说你是从加拿大来的？因为我坐的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温哥华转机。于是我说，不，我是从洛杉矶来的。她粉嫩的脸上日本式地嫣然一笑，用非常不标准的英语说，哦，洛杉矶。随即挥手在护照上盖了章，我拖着行李就进了日本大阪海关。 每天都有饥饿的感觉 在日本真正住下来后，首先就发现他们的食物数量很少。当天晚上我到大阪闹市中心闲逛，路上灯红酒绿，行人匆匆。男人一律都是西装领带，虽然有点热，但是他们走得飞快。有一次我从地铁的侧道走进地铁主要通道，呵，一大批男男女女上班族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来，象受检阅的军队那样整齐和快速，象潮水一样绵延不断，而且没有一点说说笑笑的声音，只有皮鞋踩在路面以及裤裙在互相摩擦的沙沙声。这一个场面令我吃惊。通常日本人是喜欢在晚上吃拉面的，于是我来到一家拉面馆点了一个酱油拉面，花了八百日元。很快送上来一大碗汤汤水水的东西，看上去油料丰富，汤汁浓厚。不过当我用筷子一捞的时候才发现，这碗面大部分都是汤水，碗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筷子面，还有两片肉，几片菜叶。当然服务是非常的道地，从一开始的日本茶到最后全体小姐恭声唱道，“再见，请下次光临”都使人温馨。当然这种唱肥诺的欢迎欢送方式早就传到了中国的餐馆，我来日本之前就已经领教了。对此，我是非常不习惯的。就这样，我很快吃完了来日本之后的第一餐。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只觉得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还好，飞机上发的几片面包还没有吃完，我拿它充了饥。我在心中埋怨这家餐馆太抠门，给的食量太少。于是第二天早上先在麦当劳结结实实地吃了早饭，午饭就换了一家餐馆，照样点了一大碗拉面，捞起来一看，这不，跟昨天拉面的数量一样，只有那么一筷子。我这才知道，原来日本人的食量就是这般大小，一碗面可以打发一顿，这在美国是万万不可能的，美国饭馆的食物数量通常比它要大上两倍。不过两天之后，我住进了会议安排的日本式旅馆，正式享用正宗日本式的一日三餐后才知道，日本人有自己的一套饮食习惯。他们早餐是非常丰厚的，满满的一大碗日本米饭，外加各种作料小菜，令人胃口大开，我足足吃了两大碗。但是到了中餐和晚餐，数量并不大。我问了一下学校的事务安排人员大久真理子小姐，她说，在日本，早上是最重要的一餐，往往在家中享用。中午和晚上都比较简单，尤其是晚上，吃得并不多，反正要睡觉了，吃了那么多也没用。果然在这家旅馆中的晚饭，虽然大小碟子几十个，每个碟子却都是装得一小撮菜，而且油水特别少，刚刚装下肚子，就没有了。我这才感到日本人的这种传统习惯与中国人民间习惯有关，中国人俗谚说，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这本来是农业社会中为节约粮食也是为了干体力活的需要而养成的一种饮食习惯。早上吃饱是为了一天的体力需要，奠好基础，以便能够在农田中劳作。中午吃好是为了承上启下，持续下午的工作。晚上吃少则因为晚上要睡觉，不干活了，消化也就减慢。这样可以让宝贵的粮食用在刀口上。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的农村中仍非常盛行，但是在城市化的今天已经渐渐式微。上海城市居民的早饭除了传统的大饼油条?饭糕之外绝大部分人都是泡饭酱菜，这种营养脂肪都非常不足的早餐，并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工作习惯。而餐馆中供应酒菜美味佳肴、山珍海味都是在晚上享用的，对于人的卫生健康非常不利。 民间饮食习惯居然在日本的现代社会中保存着。虽然今天日本人有足够的钱将自己的肚子填饱，他们在夜总会或者所谓俱乐部中喝酒，一掷千金，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却严守着传统。而这一种传统竟然也暗合人的卫生健康规律。从这一点上看，日本人由于资源缺乏，在重视粮食方面做的非常节俭，同时也是保持良好的卫生条件。反观美国人，由于大量的垃圾食物（快餐）盛行，超量的高蛋白、脂肪、卡路里堆积在身体中间，得肥胖症的人特别多。据说现在有很多肥胖症者正在向法庭告快餐业者，因为他们的食物使人发胖，这真是本末倒置了。 塌塌米 谈到日本的特色，人们总会将日本人的塌塌米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确实如此，日本塌塌米在当今的世界上独一无二，这种以席子铺地而卧的习惯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征。主办者知道我们这批人对于日本文化有兴趣，于是也就将旅馆安排在一家具有日本传统风格的京都三十三间屋前的一家日本式旅馆中。这个旅馆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房间全部都是塌塌米，就连客厅和餐厅也是用塌塌米装备，一走进旅馆就要脱鞋，换上旅馆准备的拖鞋或者木屐。房间和过道都很小，楼顶也比较低，大概是通常房子的三分之二高。当然房间之间的隔离也都是用木栅栏，门也都是日本式的拉门，我注意到拉门的木槽使用的是塑料片垫，问了一位服务员日本的住家以前使用什么样的木槽，答曰使用一种软木片。进到卧房，周围是一排壁橱，拉开门则整齐地堆着几大床棉被和褥子。每天自己需要将床铺叠整齐放回壁橱，这就是每天日本人早晨要做的事。中间是一个小小的桌子，其面积也就是一般的茶几那样大小，没有凳子，只有几个靠垫，喝茶讲话就坐在靠垫上。最贴近窗户有一个神龛，据说每家人都保存有这样的神龛，放着祖上牌位供奉，现在那儿放了一个小电视机，另一边则有一个小小的梳妆台，由于要适合塌塌米的低矮度，这梳妆台也是做得十分的小巧。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家具了。取材方面来看，日本的塌塌米也许是全世界最节约材料的建筑，这对于一个极端缺乏资源的岛国来说，也是最合适的居住方式了。但是且慢，人类在开化之初的时候都有过资源缺乏的阶段，工具的落后使得人类早期都有过一段塌塌米的居住方式。西安半坡遗址中的原始人类也是席地而坐。而古代中国有过塌塌米最普遍盛行的时候。汉朝的人们在家中或者客厅中都使用塌塌米的方式，甚至君主在会见客人的时候也是在塌塌米上，今天所见汉代壁画上的人们都依几而坐，那个：“几”字也就是塌塌米桌子的象形。古代人坐的时候，就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是双膝着地，臀部贴紧脚跟，实际上也就是坐在脚跟上，此为“坐”的本意。史书上记载，到了唐朝之后才慢慢改为坐在椅子上，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还在用它的本义，如佛教说的“坐化”，是指盘腿而坐，而不是指坐在椅子上圆寂。今人还有坐月子一说，坐月子，并不是指孕妇坐在椅子上保养一个月，而是坐在床上一个月，其姿势尤似古代的坐。古人坐的姿势都是这样的，甚至发展出一套有关坐的规矩，如果是双脚盘腿而坐，那就是对客人的不礼貌，只有在比较熟悉的人中间才可以这样，魏晋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狂敖不羁，他们的坐姿双腿放开，这种叫箕踞的姿势，像一个簸箕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人在坐的时候臀部离开脚跟也是一种失态的礼节。今天的日本也还是保留着坐得规矩。我们所见到的所有日式服务都是这种坐姿。 这里要谈一下今天国人常常津津乐道的所谓日本人跪式服务。常常有人将这种跪式服务作为日本人的礼节，国内的一些宾馆餐馆甚至要服务生人模仿，在KTV包房中要小姐做这种服务。这实在是太不了解日本文化了。日本的塌塌米决定了这种跪式服务是在普通不过的服务方式。客人本来就是坐在地板上，桌几又是如此低矮，当服务生端来饭菜时，当然也要用双膝着地，将杯碗食物用托盘放上桌几，这被国人误以为是一种跪式服务，而在日本的塌塌米文化中则是司空见惯。这里还要讲一下中国的三跪九叩。清朝的时候中国还盛行跪拜礼。这种跪拜礼在古代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在塌塌米文化中，坐在自己的脚跟上，要行礼的时候，只需臀部抬起，身体前倾，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跪拜礼。唐代以后国力强盛，接受了外族的礼节，随改坐为坐在椅子上，跪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礼节了。塌塌米也就这样废除不用了。不过日本还是沿用了中国的这种传统。 拉面 上面说到了拉面，这在中国的北方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面食品，拉面之名见诸于清代笔记小说中，俞正燮《癸巳类稿》中谈到北方的四种面点时就说：“曰切面，曰拉面，曰索面，曰挂面。”可见当时这种面食已在中国北方非常盛行。拉面是一种将面团搓揉至一定韧性后用手工将之拉长的工艺，煮熟之后具有弹性和韧性，入口的味道较之普通的面更加爽口。日本原先是没有这种拉面的，它的起源就是一位叫王彩德的北方人传进北海道的，巧的是这位王姓中国人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位叫大久真理子的爷爷的厨子。在日本北海道出版的一份北海道简介中说道，位于札幌市附近的北海道大学在1927年时有一个日本餐馆，是最早发明拉面的地方，这家餐馆中的一位叫王彩德的厨师，有感于日本原先普通面条吃口不好，便用自己从中国学来的拉面技巧，开始作出中国式的拉面。这个小餐馆拉面于是名声在外，大久真理子的爷爷为此发了大财，同时也对于中国人甚有好感。后来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她爷爷随军而来，在军中当厨师，并且由于说的一口中国北方话，还兼翻译。今天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们一家对于中国的感情深厚，真理子正在积极学习中国准备到中国发展。而在日语中拉面的发音也就是中国语音“拉面”，当然由于出自王彩德之口，还带了一点北方腔。几年之后，拉面传到整个日本岛，今天拉面已经成为全日本的最普遍的食品。据大久真理子说，她的爸爸妈妈今天还是在神户一带开拉面馆，还准备把现在日本式的拉面传到中国去。我在北海道的札幌市中心的拉面一条街上品尝了好几家的拉面馆，汤汁浓厚，面条的弹性和韧性都还不错。 中国的小吃和食品繁多，独独拉面受到日本人的青睐，这是怎么回事？这又是跟日本人的崇尚俭朴，讲究节约有关。因为这种食品的利用率最高，几乎可以将汤水和面条全部吃完。 在三国耕一的家中 三国耕一是一个乐观豪爽的日本房地产经纪人，他虽已经退休，可还是每天去上班，为的是多赚一些钱。我们谈起他家的房子，他说二十年之前用了两千五百万元日元买下的，现在看来是小一点了，没有钱了。我当时好像是说了，实际上人有了太多的钱也有烦恼。他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又补充说，不过还是多一点钱好啊。 他说我是第一个到他家作客的外国人，他特意让我睡在他家客厅旁边的塌塌米。这正是我所向往的。在这间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塌塌米中，周围都是他的儿子三国江用在参加日本柔道比赛中所得到的奖状，江用已经是日本柔道的黑段高手了，今年三十八岁，还没有结婚。还有三张黑白的照片，一位是他的祖父，另外就是他的父母，他们都已过世了。三国开玩笑地说，你住在这里怕不怕？我说没有什么怕的，但是第二天他给我看了他父亲在中国拍的照片后，我就开始有点怕了，三国耕一的父亲一个1940年左右驻扎在天津火车站南站的一个日本少尉。 第二天吃了饭之后，我们谈起当年的战争。江用说我们年轻一代已经不太知道那场战争了，只希望今天中日友好。现在我们日本人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也很高兴，只是由于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表现不太好，常常有些丑闻在电视上出现，我们就有些疑惑，不知道中国青年是怎么想的。 谈到了两国关系，三国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楼上找出一本陈旧的照像本子，封面是黑色的，上面用烫金写着“支那事变纪念”，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步枪远望着。三国耕一的父亲叫三国雄本，当年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当一个修路工，1938年被日本政府招募去当列兵。耕一说，他当时只有三岁，他指着一张他和姐姐父亲母亲在一起的照片说，你看，就是拍了这张照片以后，我爸爸就去了中国打仗，一直到战败之后才回来，总算是保了一条命。他的外甥女大久真理子在一旁说，外公回来以后，带回来很多跟中国女朋友在一起的照片，被我外婆发现之后，都撕掉了。那些中国女人真漂亮。我外公也很英俊，他得到中国女人的喜欢。 耕一翻开照相本，一张张有点泛黄的黑白照片露出了它的历史面目，不过不像我以前看日军侵华照片那样面目狰狞，而都点缀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调子，雄本在天津南站与一些中国人合影，说明上写着，那些中国人是当时的商会理事。很多照片都是与中国人拍的，还有些小孩，摇着小旗，看上去非常欢迎日本人的样子，我想那些人都是汉奸了。和雄本一起照相的是一些妙龄女子的毛皮大衣或者锦缎旗袍，描着口红、眼线，梳着鸭髻头或者留着长发，果真是风情万种。当然他们的身份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女朋友而是“三四十年代的天津的鸡”，有一个女孩真的非常幼小，我估计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也是风骚得很，穿着西式服装。还有的女孩甚至将自己在照相馆照的艺术照送给了雄本，看来是想要嫁到日本来了。于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他们全家，“这不是什么女朋友，他们只是一些妓女，就像东京的风俗店中的女郎。这家人似才刚刚领悟过来。据说后来日本战败之后，每一个日本兵放下武器，不准带有关于战争的任何东西，象这样的照相本，只要被搜出，就要枪毙。耕一告诉我，当时的国民党士兵非常凶残，这些日本俘虏受尽虐待，能够或者回到日本已经是万幸了。我回了他一句，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到中国去呢？他一时语塞。 相比而言，大久真理子的爷爷的遭遇就比较幸运了，他得到了徐州的一位中国百姓的帮助， 给他吃饭、换上百姓衣服，在逃亡的过程中没有被中国兵打死。但是他的胆子比较小，类似这样的两本照相本都扔掉了。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在军中服务部中都有这样的照相本出售，封面也是一样的设计。今天，大久一家人一直在惦念帮助他们的那位中国老百姓，他们一直问我如何去找，我说你们这样没名没姓的，怎么找？几十年来的感恩之情一直在大久家围绕，他们从来没有再来过中国，直到爷爷去世，爷爷留下一句话，中国人很好，要找到帮助过他们的那位徐州人。大久一家记住爷爷的话，况且大久真理子的爸爸是在徐州出生的，他们一家准备今年冬天到上海来，从上海去徐州，看看大久父亲的出生地。为了能够顺利进行这样这趟旅行，他们家决定先让真理子到上海学好中文，可以当他们的翻译。大久原先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过一年中文，现在要到上海的同济大学来学中文了。我祝他们中国之行顺利，找到出生地，最好还能够构找到那位帮助过他们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但是我不知道，这位老百姓算不算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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