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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忆往－一个不寻常的寒假

作者: 郎燕玉 | 类别: 文学 | 内容: 校园文学 | 文型: 回忆录 | 评论: 投票

　　１９６４年初，刚进入高二的第二学期，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运动中提出了用“阶级分析”的方式看待一切人和事，以及“重新划分阶级” 的口号。学校里虽然没搞“四清”，但当时的形势影响到了学校里人与人的关系。家庭出身在同学们之间成了一个无形的屏障，好像是有一只手在拨弄着，把大家重新划分等级似的。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旧社会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虽然他们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加入了共产党，不能再和“资产阶级”直接挂上钩了，但那知识分子的出身仍使我感到了相当的压力。　　那年我十八岁，到了可以入党的年龄，我积极要求进步。记得代表党组织的老师找我谈话时说：“你政治上还需要再锻炼锻炼……，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总觉得你离无产阶级还差那么一点儿。那一点儿是什么，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用‘小资产阶级味儿’这个词似乎太重了一些……。”老师还说，“我们也还没分析清楚你是受了哪方面的影响，你很爱看小说，是不是看外国小说太多了？”这些话对我来说，虽然有如雾里看花，听后也没有弄清楚自己该如何努力，但我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内心自然萌生了强烈的自我改造的愿望。　　人在顺境时，固然有不少自信和欢愉；但在感受压力时，一俟改变现状的潜能被激发出来，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下面就是我当时真心实意地自找苦吃，主动 “改造”自己的一段故事。结识赵玉琴　　赵玉琴，房山县岳各庄人，贫农出身。１９６４年夏天，一零一中学为了革命化，给学校里“掺砂子”（注：即加进革命成分的意思），招入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贫下中农子弟班即当时的高一（１）班。该班的学生全都来自北京远郊区的农村，班主任是潘明娟老师。　　我怀着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强烈愿望，渴望接近工人农民，不由自主地就被这个特殊班吸引了。高三那年，带着一分好奇，二分失意，三分犹豫，我有时在自由活动的空档儿，就到那个贫下中农子弟班去走一趟。其实也没什么特定的目的，就是去看一看聊一聊，觉得也许会受到点儿熏陶，得到点儿启发什么的。　　可能是缘分吧，这一走动，使我结识了赵玉琴，她后来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在以后近二十年的动荡岁月里，我们在患难时的相助，喜悦时的分享，都是我难以忘怀的，直到出国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记忆犹新。　　赵玉琴那年十七岁，是个很文静的姑娘，个头儿比我稍矮，白晰的脸上那双大大的眼睛，衬上乌黑的眉毛，显出有一点儿忧郁。如果只看长相，人们会觉得她是个城里人。她不大爱说话，座位又是在角落里，我开始一直没注意到她。　　有一天晚饭后，离晚自习大约还有半小时，我溜达到高一（１）班。教室里人不多，赵玉琴在自己的座位上，她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就走了过去。那天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相互说了许多自己的事，好像早就熟识的老朋友似的，直到晚自习铃响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高三第一学期结束前我对赵玉琴说，我从小在北京长大，不了解贫下中农，寒假我没什么事，能到你家去受受教育吗？“好哇。”她平静地回答，没显出特别高兴，但也没有丝毫犹豫。於是我和家里打好了招呼，放假那天从宿舍里收拾了点随身用的东西，就跟玉琴一起上路了。　　那时候去趟远郊区农村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算是出远门了。我俩起了个大早，出了学校，换了两趟公共汽车才到了永定门火车站，提前买好了中午的慢车票。郊区农村的公社都是小站，只有慢车才停靠。当我俩挤在熙熙攘攘的、挑着担子扛着行李抱着孩子的人群中，终於登上火车时，我的心情就像踏上了长征路程一样豪迈。　　火车开出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北京西站，后来又到了丰台，是个大站，停了十多分钟。就这样慢慢腾腾地走走停停，到岳各庄公社时已是下午了。下车后，我们提着帆布包，沿着收获完庄稼的大片土地走了十多里路，天傍黑时才到了玉琴家所在的村子。那村子叫岳各庄生产队，和“大跃进”时有名的南韩继大队相邻。它和黄河上下广大的农村一样：小土房，土坯或玉米秸的院墙，各家连成一片就是个村子了。　　一路上聊天儿，我知道了玉琴家的不少事。她母亲已去世，爷爷奶奶还健在，都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家务由奶奶主持，爷爷常年在生产队看场院。玉琴是老大，弟弟叫赵德，还有个七岁的妹妹，小名叫小崽儿。母亲去世后，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贫苦，所以父亲一直没再娶。玉琴不无感慨地说，依着她家的经济条件，要不是靠国家补助，她根本不可能到城里来上这么好的学校。　　玉琴年前被一零一选进城里念高中，全村欢腾。那时赵德刚刚小学毕业，为了全家的生计，他没能继续上学，就成了生产队的一个全劳力。我掰着指头算算，她家是父亲弟弟爷爷三个男人干活儿，养活奶奶玉琴小崽儿三个女的。这个事实让我十分感慨：旧社会饿莩遍野，而今一人除了自己还能养活别人，人人有活干，个个有饭吃，可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可惜的是，那年我已经读了十二年书上到了高三，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仅限於“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 ”，当然不可能知道，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已够养活几十人；也没想过，十四岁的赵德和七十岁的爷爷是否应在“人人有活干”的旗帜下成为劳动主力；更没学会去琢磨，“有饭吃”是否仅指维持生存的赤贫状况，还是该有点儿别的什么内容。年关的饺子　　六五年的春节在阳历二月上旬，所以我们到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过年。　　春节前队里要结算全年的劳动所得。辛劳了一年的农民们，家家户户都盼着拿到钱好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过个好年。那时“过年”差不多就是“大吃”的意思，农民们比城里人更盼着吃。农民们最期盼的光景是能在年前蒸出大批的干粮，包出多多的饺子，从初一吃到十五，那叫什么福分！玉琴的爷爷、奶奶一直嘀咕着，不知那年是不是能多分一些，特别是家里来了我这么个不速之客，总不能太寒碜了。玉琴也唠叨着，因为到家这几天，家里顿顿都是白薯面加上白薯叶蒸出的又黑又硬的窝头，借了点玉米面贴个饼子，就算是细粮了。每逢吃饭，他们总是先让我吃，我当然不肯，就这么推来推去的。其实我对粗糙的饭食倒不在乎，出来就是锻炼的嘛，越苦才越炼的好呢！　　终於盼到了分红那天，赵德一大早儿就到队上盯着去了。回来时，手里攥着一个小纸卷儿，那是他们全家的年终所得：一元七角八分。我睁大了眼睛脱口而出： “就这么点儿钱？”奶奶解释说，“全家人一年吃下来，全都预支了。这过冬天没的吃了，还得向生产队预支下一年的呢，年年都这样……”她好像不太在乎，转身对赵德说，“就这钱，去买肉和白面，包饺子！”在农村过春节吃不上饺子，就像办喜事摆不起宴席一样丢面子，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吃上饺子。奶奶嘱咐赵德可钉可铆地买，赵德也真的一分钱没剩回来，管他呢，先过了年再说。　　和了面，馅儿也剁好了，临到要包的时候，才发现家里没盐。可是已经没钱买盐了。奶奶怔了一下，顿时想出个法子，端上个大海碗，向隔壁邻居讨了一碗腌菜缸里的咸水回来。那时村里每家都有一口大缸，秋菜下来就势腌上一缸咸菜，一冬天就靠这了。而玉琴家临到年关连咸菜都断顿了，菜缸敞着口，里面落满了灰尘，腌菜水全干了。奶奶把讨来的黑水沉淀了一会儿，然后把上面清点儿的倒在锅里熬，渐渐地一些灰色的盐粉渗了出来。小崽儿高兴地喊着，“出盐了，出盐了！”我也跟着瞎乐。　　当天晚上，一家人欢乐地吃饺子，高高兴兴地过了年。奶奶端回的那碗黑咸水却长久地在我心中晃动……。摸黑儿上炕　　我记不得玉琴家有什么家具了，印象最深的是一进门那口水缸和土炕上的两个大木头箱子，家里的宝贝都装在那两个箱子里。吃饭时把一个小木桌搬到炕上，大家都坐在炕上吃。那小炕桌还真管用，省去了许多桌椅板凳。照亮用的是煤油灯，为了省钱他们家经常不点灯，吃完晚饭就早早地摸黑睡了，睡眠倒是很充足。我去的那些天，吃完饭要就着热炕头说会儿话，奶奶就摸出一个珍藏的煤油瓶子给灯加上了油，每天点一会儿。　　睡觉时全家人一溜排开，头朝炕沿脚朝墙，一个挨着一个，挤着倒也暖和。自打我来了以后，玉琴他爸就没回家睡过，一直在队里的饲养棚过夜，他说夜里要照料牲口。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家里太挤了睡不下也说不定。　　我去以前，睡觉的排列顺序是：爷爷，奶奶，小崽儿，赵德，爸爸（我不知道玉琴进城住校前，夹在哪个空挡里）。爷爷睡炕头，他有寒腿病，炕头有烧饭的余热，比较暖和。我去了以后睡哪儿，可能着实让奶奶动了一番脑筋吧。要充分利用被子，又不能让我这个客人和别人钻一个被窝。睡顶远的边上也不好，那儿炕凉靠窗，太冷了。奶奶明确地指定，我睡在她和玉琴之间，单独一条被子。左边是爷爷和奶奶共用一条被，右边是玉琴小崽儿共用一条被，最右边靠窗是赵德。　　晚上该睡觉时，他们都不动弹，等着我先脱衣服钻被窝。开始我招呼他们一起上炕，可怎么说也没人动，我以为这是他们的礼数，就不客气了。一家人像是看西洋景似的，盯着我剥洋葱，先脱下带罩衣的小棉袄和外裤，再脱里面的毛衣、毛裤，还有毛背心，剩下棉毛衫和棉毛裤（当然里面还有内衣裤）。有时我发现小崽儿偷偷地笑我，也弄不清她笑啥。等我躺好了，奶奶一吹灯，好像是一声令下，他们才一骨碌地上炕钻被窝。早上，他们总是摸着黑比我先起床，我倒也没觉得奇怪。直到有一天…… 　　那天夜里，爷爷咳喘得很厉害，奶奶爬起来给他倒开水，点亮了油灯。我隐隐约约地看到，趴在被窝里的爷爷光着身子，什么也没穿。回头一看，赵德仰起来的上半身也是光溜溜的。那一瞥让我心惊肉跳，脸热到了脖子根，我在昏暗中闭眼装睡，一动也不敢动。一个书香门第的城市女孩儿，哪儿见过这种赤裸裸的场面！待我进一步暗中观察才发现，他们总是在奶奶吹灯后，把身上的棉袄棉裤一扒，往脚下一扔就钻被窝了，睡觉时显然都是一丝不挂。好奇心把我折磨了好几天，最后终於忍不住了，悄悄地问玉琴：“你们喜欢光着睡？”她的回答又着实让我尴尬了一番，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说：“我们冬天能穿上棉袄棉裤就算不错了，总不能再换上夏天的衣服睡觉吧。” 小独轮儿车　　春节前，村里大喇叭一遍一遍地广播着公社的通知，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过了初一，人人都得下地干活，不干还扣工分呢。初二大清早，我和玉琴就跟着她爸去了队里的牲口圈。派给我们的活，是把起出的圈肥运到地里去。我有在一零一中五年劳动打下的底子，加上我良好的身体素质，对运肥倒是不犯怵，可没想到那小独轮车却把我给治惨了。　　我管那车叫“死木疙瘩车”，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两个把，一块板，下面一个轮子，统统是木头的，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纯天然”。推起来吱扭吱扭地叫着，把土路压出一条弯弯曲曲的沟。走的多了，那沟越来越深，就成了独轮车的专轨，不沿着它走还真不行了。牲口圈在村里，地在村外，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每人推上个小独轮车，一个跟着一个，混杂出了一曲雄壮的交响乐，编织成了一条壮观的风景线。推着走着，不由得“水浒传”里对这类独轮车的描写就从脑子里冒了出来，把我朦朦胧胧地带回到八百多年前的神州土地上，历史仿佛就这样地凝固住了似的。　　这种原始的小独轮车最沉重的是轮子，那硬梆梆的厚厚的木头轮毂，简直就像焊在车轴上一样，顽固地戳在地上不肯转动。当我把劲儿都使在推它的时候，哪儿还顾得上平衡？拼了九牛二虎之力，轮子倒是动了，可车一下子就歪向一边，上面的土肥自然就全翻到地上了。开始我推着空车走一段都费劲，更别说装满车了。为什么要用木头做轮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不是早已远离了封建社会，抛弃了小农经济吗？如今不是有更好的材料和更轻便的工具了吗？干嘛还拼这等苦力！他们为什么这么保守，为什么就不能多动点脑筋呢？后来是生产队长的一句话，才使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十个木头轮子，也赶不上一个胶皮轮子的价儿。”可不是嘛，当劳动力是最便宜的工具时，钱花费在任何其他工具上都是奢侈的。现在我真的明白了，说贫困会吞没对先进材料的欲望，排斥对科学手段的尝试，那真是不假。　　我心里那么想着，但干起活来还是不能在老乡们面前掉价。於是我铆足了劲儿推上车，紧紧地跟着玉琴。一上午下来浑身大汗，满手血泡，可毕竟能整趟地推下来了。奶奶骂街　　有一天我和玉琴下工回来，奶奶已经做好了饭，但她爸还没回来，我就和奶奶一起到大门口张望。村里下工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从玉琴家门前路过。等着等着，不知为什么奶奶突然动了气，一把拽了我就往院子里走，说咱不站在这儿了。我不解其意，说眼看着玉琴她爸就回来了，再等一会儿。奶奶见拽不动我，就冲着过路的人破口大骂起来，每个走过去的人，都被她指手划脚地追着屁股骂。可那些人非但不生气，还都嬉皮笑脸的，互相逗笑着。有的人无动于衷地直瞪着奶奶看；有的人默不作声地偷笑；有的人走过去之后还不住地回头，恋恋不舍似的；有个人甚至退着走，后背撞上了前面人扛的工具。下工的人流像被注入了激情，涌动着一股活力。奶奶骂了一阵子，竟然没一个吭声，没一个回嘴的，这场面让我一头雾水。仔细听听，奶奶的骂词是：“不长见识的，（我）让你丫的眼睛生疮！”“看什么看你，Ｘ你姥姥！”“（我）让你眼珠子叫狗吃了，八辈子娶不上媳妇！”…… 　　总算等到玉琴她爸回来了，我们转身回屋，但奶奶的余怒还没全消停，继续小声地嘟囔着。玉琴不以为然地说：“看就让他们看去呗，眼睛长在人家身上，你管得了吗？装没看见不就得了！”然后玉琴悄悄对我说：“奶奶讨厌过路的男人们盯着你看。”噢，我这才明白奶奶生气骂街是因为那些人看我来着。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无女性特色，穿的是和男生一样的蓝褐灰老三色旧罩衣，以往冬天女生还能包个花围巾，但后来革命化，我也戴上了栽绒的棉帽子；剪着齐耳的短发，脚上蹬的是黑灯芯绒的老棉鞋，和农民也差不多。我想不出来我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只能说这地方太闭塞了，外面来一个生人也会是很大的新鲜事。　　后来，我听过一个英国学者的报告，讲述她在七十年代初访问中国时被老百姓围观的情况。那时中国“与世隔绝”已有二十多年了。她说她无论走到哪儿都被包围着，人们蜂拥而至，推推搡搡，最前面的人有时被推撞到她身上。人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甚至有人把脸凑到近前盯着她看，离她的脸仅半尺远，呼出的气热烘烘地冲到她脸上；她住的船舱，窗户上从早到晚扒满了观众，争先恐后“像看动物一样”。这倒也是，当年北京郊区的农民对我这么个城里人还盯着看不够呢，更何况边远地区的人围观黄毛蓝眼的洋鬼子，那还能挡得住吗？！争议　　玉琴没进北京上学之前，凡是寒暑假在队里干活都是记工分的。这次我俩一起在队里干了十天活，我算义务劳动，她说她现在靠国家的补助在城里上学，为报答党的恩情，她也需要自觉锻炼，因此就不要工分了。一天晚上，爸爸和爷爷为了玉琴工分的事争论了起来。　　玉琴她爸对玉琴的想法完全不接受，他很激动地说：“干了活为什么不要工分？咱又没多吃多占，咱是靠自己的劳动！你看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连咸菜都快吃不上了，你回来这么些天不也在家吃喝吗？！挣点工分不容易，你不要我还要呢！咱们现在有饥荒，但凡富裕点儿我也不说这话了。”玉琴他爸不管家事，那次是我第一次见他出来说话。　　可玉琴她爷爷倒不在乎这工分，他把精神境界看得更重要。他说：“不要就不要吧，思想总是最重要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爷爷突出政治，顺口就背诵出了一大串毛主席语录来：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人家那是什么精神？那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等等。他坚决支持玉琴的“革命行动”。　　爸爸和爷爷各执一辞，各讲各的理，最后是否争出结果来了，我就记不清了。反正我当时对爷爷油然生出敬意，佩服他在贫困中仍能牢记毛主席的话，不计个人得失，事事把思想革命放在第一位。我想，这才是老贫农的阶级本色呢。只是有一点我倒没想明白，玉琴她爸也是贫农，又是生产队的骨干，当了半辈子饲养员。那时候农村只有成分好、觉悟高的人才能当饲养员呢。我没想清楚为什么他的“觉悟 ”反倒比不上爷爷，他是受了哪方面的影响呢？当然不会是因为“看外国小说太多了”。这也许正说明，“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在重新站队”及“要重新划分阶级”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吧，不然的话，出身和生活环境都一样的人，为什么对工分报酬会有不同的态度呢？赵德的眼泪　　赵德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我去玉琴家时他也就有锄头把那么高，又瘦又小。那一言不发的性格，让我觉得他很早熟。每天收工回来，他总是默默无言地忙进忙出，担水劈柴，听从着爷爷奶奶的支使，替家里分担着生活的重量。他很腼腆，我和他说话他总是很不好意思，笑一下用摇头或点头回应。但我和玉琴出门时他愿意跟在屁股后面护驾，我们聊天时他就睁大了眼睛颇有兴趣地听。　　八年多以后，赵德已是个大小伙子了，娶了媳妇，当了生产队长，块头儿比以前粗壮多了。他认定了我这个朋友，得空进北京时就来看我。后来他们生产队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比如缺化肥，想买汽车之类的，也来找我帮忙，可惜我大多都没帮成。　　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一下子都没认出这个大男人是赵德。见了我话还没说出口，他的眼泪止不住就唰地流了下来，痛苦地呻吟着说：“燕玉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啊，大学毕业后，我们这些刚走上社会的学生，就自动地“升”了一级，变成了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思想”。於是，我和外贸部及学院一批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一起，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那段在“五七干校”的劳改生活比起岳各庄来要苦多了。岳各庄的贫穷在玉琴一家的亲情中透着温暖，而“干校”的强劳动在工军宣队的监管下却冰冷无情；去岳各庄是自觉的奋争，而去“干校”却是被打入冷宫；在岳各庄有被贫下中农肯定的欢愉，有受信任的尊严，而去“干校”是因为被排斥于革命队伍之外，面临着无限期的改造。三年下来，我在思想上有多大长进自己也说不清，但总归是掉了三十斤的体重，又黑又瘦地回到了北京。赵德的眼泪里充满了痛苦的惋惜，在他眼里，我可能已是风采尽失了吧。尾　声　　寒假结束了，我回到了学校。　　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在团小组内座谈各人在假期里的收获。我记不清自己在小组会上说了些什么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会大讲自己在农村的收获和感慨，比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人有活干，个个有饭吃”；比如农民的干劲，“过革命化的春节”；比如我们生活水平如何脱离贫下中农，而我们的精神境界又如何比不上他们，爷爷的“毫不利己之心”，等等。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体会。我同组的同学们是否因此受到了教育，就不得而知了。　　时过境迁，历史进步了，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现在看问题的角度也大不一样了。写此文重提旧事，算是忆“左”倾路线之苦，思改革开放之甜，也算对当年团小组的同学们有个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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